程学琴，正高级教师，曾任安吉县教育局学前科科长。作为安吉游戏创始人、世界真游戏联盟发起人，还担任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专业指导委员会学前教育保教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委员、香港“安吉游戏学习圈”顾问。研究领域包括学前教育的公共政策与管理、早期儿童游戏与课程。2014年，获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19年，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个人称号。

记者：作为安吉游戏的创始人，您为安吉的学前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很好奇，当时您是怎么想把游戏作为安吉县学前教育改革的起点？

程学琴：改革初期，我几乎走遍了安吉所有的幼儿园，调查时拍摄过很多照片，几乎没有一个孩子眼里有光：孩子们坐在小学淘汰的课桌椅中间，在几乎跟小学一样的教室里上课，在操场上做操，即使在户外晒太阳，也是拿着笔在写字，不断地学本领。那时的幼儿园游戏活动匮乏，你看看照片里孩子们的眼神，要么恍惚，要么呆滞，要么无奈中带着忧虑。后来，我们虽然为孩子提供了游戏，却常常不得其法，即便给予了所谓的“机会”，孩子们的表情仍满是尴尬与无奈。我还拍过一些视频，孩子们被问及是否喜欢每天做操、上课、不断地学本领，会抗拒地说“不喜欢”，甚至一个入园仅半年的3岁孩子就已经评价自己在“假学习”。怎么不令人痛心呢？

记者：这样看来，改革初期，安吉地区幼儿园的客观条件并不优越。

程学琴：是的，安吉坐落在浙江的西北部山区，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水平在浙江省内部算是相对较低的，属于欠发达地区。那时全县的学前教育状况实在堪忧。虽基本实现了“村村有幼儿园”，但管理网络不健全，农村学前三年入园率不到40%，经费严重不足，政府投入的幼教经费仅占全县教育经费的0.89%。幼儿园的办园条件简陋，硬件设施陈旧。绝大部分幼儿园附属于小学，“小学化”盛行，缺少适合幼儿的教育方法和玩教具资源，违背了幼儿教育规律。幼儿园教师队伍也存在诸多问题：学历低、教师资格认证率低、职业满意度低，社会地位和待遇远不如中小学教师。当时，我们的幼儿园教师人均年收入不到4000元，初中以下学历的占比较高。

记者：程老师，在外部条件那么不利的情况下，您为什么还会带着老师们坚持改革呢？

程学琴：面对调研结果，我们一直反思：作为成人，我们究竟做了什么，让孩子失去了灵性？为什么孩子的眼里没有光？到底怎么做才能让孩子真正开心快乐？让孩子坐在现代化的豪华教室里上课、学本领，他们眼里就会有光吗？

我就开始琢磨自己的小时候。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没有上过幼儿园，但是，我却有着各种美好的童年游戏记忆，非常感谢父母给了我一个自由自在的童年。那个年代，很多农村妈妈都是少则生六七个，多则生十来个孩子，邻居家都是一家好几个小伙伴。10岁前，我家就我跟大弟两个孩子，11岁才有了小弟。我的父母对孩子特别放手，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无条件地爱我们。

最早的记忆是妈妈用自己做的炒米糖，吸引邻家孩子来和我一起玩，一群小伙伴捉迷藏，从我家躲到他们家，一边躲一边不停地换地方，一会儿躲草堆，一会儿又躲到邻居家的门后面、床底下、屋檐下的空缸里。没有大人来打扰我们，那种挑战和刺激才叫好玩。

我家后面的不远处是河滩，我们一群孩子常在河滩玩石头、爬柳树抓知了、挖水沟引河水，各种地玩。记得我们把石头垒起来当墙，用柳树枝盖在上面当屋顶，忙碌了半天终于成功了，兴奋地钻进去，挤在里面。那种满足和喜悦，现在想起来都开心。

我们游戏的时候，总是喜欢搞“花头”（方言，表示花样的意思），喜欢玩刺激的和有难度的游戏。生产队里有块水泥晒谷场是我们喜欢的游戏场。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们一群孩子用柳枝串着自己从水沟里抓的泥鳅，双手举着绕晒谷场奔跑，还专挑水泥地的边沿上跑，因为那边沿很窄，也不光滑，给身体平衡带来了挑战，跑起来很刺激。我越跑越起劲，结果不小心一脚踩歪，摔倒了。水泥地的毛边像刀一样，我一开始都没有感觉到痛，后来才发现大脚趾头和小腿胫骨处有两大块皮肉翻了出来，自己赶紧把翻出来的皮肉按回去，回家不敢说，就悄悄找了布条绑起来，第二天继续玩。到现在，我的胫骨处还有大伤疤。

每年跟着爷爷到姑妈家住一阵子是我特别开心的事。姑父有6个兄弟，房子都建在一起，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就有十几个，十几个孩子一起玩，满村子地奔跑和游戏，想玩什么就玩什么。记得我们玩“娶新娘”游戏，伙伴们分工合作，有的用番薯梗折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做耳环和项链，有几个扛着棍子假装抬嫁妆的，有的拿石头当鞭炮，边走边扔，边喊“新娘子来啦，嘭啪”。现在回忆起来，我们那帮小伙伴就像是一个话剧团，我们每个角色都演得可投入了。每次到吃饭的时候都是姑妈来找我回家。记得姑妈还开玩笑说我，小女孩这样野玩，以后长大了，没有人要你怎么办。

我的童年除了说不完的和小伙伴一起各种玩，还有许许多多令我陶醉的独自游戏。比如，见到妈妈用辣蓼草做甜酒酿的酵母，我就特别好奇，跃跃欲试。我把妈妈种的芝麻花摘了，用石头敲打后和上泥，做成丸子，还在地上挖洞，在洞里面铺上草，把丸子放在草上，然后把洞口盖上，过了几天，还真闻到了发酵的味道，可有成就感了，而我的妈妈居然没有责骂我。

我在屋后的竹林里引蚂蚁出洞，一玩就是半天。我用各种办法引蚂蚁出洞，用小虫子、蚯蚓等做诱饵；观察蚂蚁是如何回去叫援兵来搬食物的；还观察蚂蚁队伍里的不同成员，有黑色大蚂蚁、有长翅膀的蚂蚁等等；观察蚂蚁用触角对话，还循着长长的蚂蚁队伍找蚂蚁的家。那种兴奋和成功感占据了整个大脑。

我还常常在家里猪圈的土墙上找小洞洞，因为里面住着野蜂，大多是黑色的。我就蹲在墙边观察野蜂是怎么进出的，拿细细的竹枝掏洞里的野蜂，然后用火柴盒装起来，就像寻到宝一样。有时，我还在墙角沙土里找漏斗状漩涡，发现在漩涡底部有个虫子是通过倒着爬形成漩涡的，我们叫它“贼骨头”，用各种办法挑逗它，最后抓起来，可好玩了。

我后来寻思，我对童年美好的回忆几乎都跟玩有关，那么其他人呢？于是，我开始对同事、同行，甚至领导进行访谈，让大家回忆小时候印象深刻的游戏。好多人讲小时候的游戏，都特别有意思。我有个朋友讲小时候“偷”西瓜，把技巧说得头头是道。我的同事蒋科长回忆自己小时候爬树掉下来，感觉脖子被摔得“缩”进去了一截，同伴帮忙“拔”出来继续玩。还有我先生的发小阿牛，他说小时候家里穷，放学后常去砍柴和拔草，但小孩子哪里是真干活啊，常利用锄头、柴刀这些农具干各种“坼骨头”（意为各种调皮捣蛋）的事，自己找乐子。他曾自豪地说：“现在想想我们还是真有水平的。比如，我们砍柴时经常在山坳里的水塘玩，一人一把柴刀‘啪’地扔进水塘里去，然后跳下去，在浑浊的水里摸索着把刀找回来，还不能割到手。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个刺激的高难度的游戏。一个刺激是害怕割到手脚，还有一个刺激是这可是家里重要的工具，如果找不到，回家就得挨打。我们一边害怕，一边玩得不亦乐乎。”

我先生还回忆：小时候放学回家几乎都要被父母要求去干活，他们男孩子最乐意干的活就是七八个伙伴相约拉着双轮车去拔草，因为那是他们释放玩的天性的疯狂时刻。他们跑到离家三四里地的公路上，把几个双轮车连接起来，像火车一样，从山岗上开始往下冲，再利用惯性从下往上冲到第二个山坡上。坐在“火车头”把控方向最有挑战。当他们掌控不了方向时就跳车，在冒险中体验着刺激带来的兴奋。常常是时间飞快地过去了，活还没有顾上干，他们就会慌慌忙忙地拔一点草。为了让劳动成果看上去多一点，他们还学会将草抖了又抖，再放到双轮车上回家，以免父母不满意，下次不让出来了，因为这样玩确实是上瘾啊。他说的时候两眼放光，满满的成就感。

记者：程老师，您的童年太让80后、90后、00后羡慕了。仅仅是童年玩的记忆，让您和老师们坚持改革，努力做到“把游戏的权利还给儿童”吗？

程学琴：不仅是记忆驱使，这么一路研究下来，我们对现在有了更多反思，也有了更多发现。我们发现：成人根本不尊重孩子、不相信孩子，早把自己童年的最美好经历抛到了脑后，总是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地强迫孩子按部就班地做成人安排的事，被动地接受成人的想法。孩子玩自己喜爱的游戏的权利都被我们剥夺了，孩子是在被迫适应着成人，所以眼里才失去了光彩。

我们还发现：受到普遍欢迎的游戏具备一些共同特点，细思这些特点背后有着我们寻找的答案。

户外——普遍受欢迎的游戏大多是在户外自然野趣的环境里玩。

足够的时间——时间越充足，孩子们的玩法越丰富，创新越多，解决的问题越复杂。

冒险——有点冒险和挑战才有意思。为啥孩子们喜欢不走正路呢？就是因为小路有挑战、有刺激。人天生就有冒险精神，进化心理学也告诉我们，孩子一出生，就具备了在玩耍中冒险的本能。早期的人类一出生，周围就危机四伏。他们不仅要迅速察觉、识别危险，还要正确地应对危险——不管是自我保护，寻求别人的帮助，还是逃跑避险。所以，冒险，这项关乎存活的本能，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基因之中。挪威心理学家艾伦·桑德斯特(Ellen Sandseter）教授也认为，孩子天然需要尝试危险和刺激。面对非常规的冒险刺激，孩子们一开始会恐惧，但随后他们就能学到克服恐惧的新本领。

简单——用来游戏的材料没有按照成人的玩法来设计，只要孩子们觉得需要，任何东西都可以为其游戏所用。当然，简单、可移动、能随意摆弄的材料最受欢迎。

自由自主和不被打扰——这是最最重要的，那些童年最难忘的游戏都是成人不在场的。孩子们之所以能大胆地做实验或去冒险，能保持好奇，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不用担心成人的打扰。当有心理安全感时，孩子是不需要成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的。没有成人的指手画脚时，孩子们就会意识到，“我可以做决定”“我能解决”，孩子自己能决定玩什么、怎么玩、跟谁玩。当他们在游戏中能够随心地表达和实施自己的想法，主动学习就发生了。

投入和喜悦——当孩子们深度投入到复杂的、自发的问题解决和同伴交往中，完全沉浸在与自己选择的同伴一起游戏的状态中，这种有意义的投入给孩子们带来的是深度的快乐，即成功后的喜悦。这是那些难忘的童年游戏的典型特征之一。浙江大学的胡海岚博士及其科研团队关于“胜利者效应”的研究得出：小成功有助于大成功，即“成功才是成功之母”。深入研究后，胡海岚博士的团队发现了这一现象的生物机制：大脑皮层中的某一神经环路，在“胜利者效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获得胜利之后，此神经环路的突触连接程度会显著加强，进而影响后续表现。成功的经历可以改变身体的内在机制，从而形成更有利于再次获得成功的状态。拥有内部动力的孩子会持续感受到进步的喜悦和成就感。这样才不会依赖于外部的动力，或者执着于从与别人的比较中获得快乐。能时常感受到成功所带来的成就感，是通往更大成功的关键。爱尔兰临床心理学家及神经学家伊安·罗伯森(Ian Robertson)教授曾说：“胜利者效应广泛适用于各个物种，包括人类。只要你能够拿下胜利，尽管当下对手很弱，但胜利本身可以让你在之后与强敌对决时更易取胜。”总而言之，因为童年有丰富的游戏经历，人长大了才会特别独立自信，即便遇到困难，遇到别人的不理解，也能毫不动摇地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正因为有了对童年记忆的深刻反思，还有对最新的脑科学、心理学研究等的了解，我们才能从心底理解“把游戏的权利还给儿童”的深刻意义。

记者：您的这些发现太令我们震撼了。我也反思自己，作为80后，我们的小时候太不好玩了。

程学琴：哈哈，我还真的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前出生的人都有着难以忘怀的丰富的游戏记忆，反而是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年轻人，童年的游戏记忆少得可怜，尤其20世纪80、90年代后在城镇出生的人，童年几乎没有什么刺激的游戏玩法。

现在，社会变了，到处都是居民楼群，农民也住上了楼房。孩子们也被困在高楼里，被钢筋混凝土包围，整天摆弄那些电子化产品。孩子们应该回归自然，这才是遵循天道。但现在的孩子都不爱接触自然了，出去旅游还问导游能不能住酒店看电视、玩手机、打游戏。从小学生到初中生，都不愿意出门，越不接触自然就越不想去。

再看看学校里都铺着塑胶跑道。就像是把山里的老虎关进笼子里，没有了适合的环境，老虎也会变成大号的“猫”，失去了它的天性。人也一样，被关在这些人造的环境里，天性都被抹杀掉了。孩子天生就爱玩，可现在却觉得自己像个学习机器，这怎么行呢？现在的情况真是让人着急。

记者：正因为重新树立了对游戏的基本理念，改变了传统的游戏观，您才会带着安吉的老师们坚持做到把游戏的权利还给孩子吧？

程学琴：与其说是对游戏的基本信念，不如说首先要树立对儿童的基本信念。儿童观非常关键。我做过大量的访谈，当我问：您相信儿童吗？会有部分受访者回答相信。当我再问：您相信儿童会主动学习吗？您相信儿童是主动的有能力的学习者吗？您相信每一个儿童都是积极主动的、有能力的学习者吗？您时时处处都相信吗？回答相信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几乎没有人相信。

当我问“是什么让您不相信的呢”，我却发现不相信的背后是成人各种各样的恐惧。有的恐惧，孩子没有安全意识，如果相信的话，会出事；有的恐惧，孩子只知道“傻玩”，如果相信的话，会学不到知识；有的恐惧，孩子玩自己的游戏，会造成五大领域的发展不均衡，有的恐惧，孩子玩开心了，会混乱失控；有的恐惧，孩子在游戏中低水平地重复，会没有更高的发展；有的恐惧，调皮的孩子只会疯玩，没法形成规则意识；有的恐惧，能力差的孩子不会玩、会无所事事、四处游荡；有的恐惧，游戏玩多了，入小学会坐不住……最有意思的是，曾经有位知名的儿童发展心理学专家，居然对孩子玩可移动的梯子充满恐惧。他当时指着正在玩双梯的孩子对我说：“这是万万不能的，要把梯子四个脚固定起来，不然孩子‘发疯’了会推倒梯子伤害同伴的！”试想，在这么多的恐惧驱动下，成人会对孩子做什么呢？

华东师范大学刘晓东教授曾说过一段话，我每次都会跟大家分享：“新的儿童观会引领新的教育观，新的教育观将引领新的儿童教育，新的儿童教育将培养出新的儿童。新的儿童将成长为新人，而新人将构建的是新民族、新国家、新社会。”所以，我们对儿童的看法是如此重要。我们如果把儿童看成是被动的、无能的接受者，我们就会主导儿童的学习，那么培养出来的也不会是有创造性的儿童。如果我们把儿童看成充满创造性的、积极主动的学习者，用这样的儿童观去引领我们的教育观，我们就会放手，儿童探索在前，教师观察、陪伴在后，那么我相信，我们培养出来的就是充满创造力的人才。

记者：相信儿童是积极主动的学习者，不正是《评估指南》里提到的新的儿童观嘛。可是，新的儿童观怎么落地呢？

程学琴：对，我们不断反思实践形成的儿童观和《评估指南》的精神是一致的。儿童观出了偏差，如何纠偏？就像医生看病一样，先得找到产生问题的卡点，然后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当年我就是通过深度调研去寻找“病因”的。对幼儿园一日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真相的追寻。我发现：当时，游戏中的真相是，“玩什么，怎么玩，跟谁玩”都由老师说了算；上课中的真相是“老师预设问题，孩子回答问题”，“小眼睛看什么、小耳朵听什么、小脑袋想什么、小嘴巴说什么”都由老师说了算。

举个例子你就可以看清真相了。记得当时为了弄清幼儿园一日生活一环套一环、环环紧扣背后的真相，我选择了安吉地区7所不同级别的幼儿园，扎进班里观察记录一日活动的各个环节。我发现：一天下来竟然有17～21个环节，孩子不断地被老师呼来唤去，老师用小铃、儿歌和小游戏控制着孩子，以防孩子们乱动不守规矩。更让我诧异的是全园统一行动，比如早操环节，只要早操铃声一响，无论是在上课还是在如厕，各班老师都会立马带领孩子奔向操场。有一天，我正在一个大班调研，心里还想着得看看大班集体教学活动与小学衔接的问题。谁知课刚刚上了十几分钟，传来了早操前的广播声，老师就敲起小铃，指挥孩子们排队出去做操。碎片化的一日生活中，每一个环节都在老师的控制中，孩子们统一行动，出现大量消极等待。老师不停地说教和组织纪律，咽喉炎成了职业病，管控孩子带来的情绪焦虑让老师身心疲惫！原来孩子在幼儿园里，头脑、眼睛、嘴巴、双手，甚至可支配的空间、时间都被控制了。我们每天看到的孩子是成人管控后的“假孩子”，原来我们犯了一个逻辑上的低级错误。我们的孩子被管控着，没有机会展现真实的自己，教师也哪来机会准确地理解儿童呢？不能准确地理解儿童，教师怎么可能以适宜的方式去发展儿童呢？教师准确理解每一个儿童的前提是，儿童得有机会展现真实的自己。

所以，新的儿童观落地的首要必备条件是，解放儿童、看见儿童，即儿童有机会尽情地展现自己的最大潜能，老师有可能看见孩子的能力。俗话说看见即疗愈，在纠正儿童观上何尝不是这样呢。于是，我们就提出了用最大程度的放手和最小程度的干预来解放儿童。

解放了儿童，解除了对儿童的管控后，我们就把关注点放在看见儿童上。用我们看见的儿童的真实表现，去击破我们内心不相信儿童带来的那些恐惧。

放手后，看见了孩子们在游戏中清楚地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有着很强的安全意识，就连几个月大的婴儿都知道保护自己，我们就相信了孩子是有自我保护能力的；看见了孩子疯玩的游戏行为中，有着大量的解决复杂问题的机会，有着涵盖各领域的深刻而复杂的学习，我们就相信了孩子有主动学习的能力；看见了“混乱失控”的游戏中，乱的是成人的秩序感，“混乱”背后是清晰可见的孩子们游戏的心理逻辑，我们就相信了孩子天生就是游戏高手；看见了孩子们的低水平重复中有着细微的变化，孩子们自己创造了最近发展区，他们是在小步递进地发展，我们就相信了孩子能够自己调整游戏难度；我们还看见了孩子的游戏规则是玩出来的，我们就相信了孩子能够制定游戏规则；我们发现孩子无所事事、四处游荡的行为背后都有故事，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我们还看见游戏玩得充分了，孩子更加容易安静下来……

随着“看见”的不断累积，我们新的儿童观循序渐进地经过了四个阶段后成功落地。第一阶段，我们不知道自己没有正确的儿童观。第二阶段，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儿童观并不能保持坚定，这个阶段充满挑战，因为很难不犯错就学会。第三阶段，我们建立起了准确的儿童观，但是尚未与潜意识整合起来，不能一直保持，也没有形成习惯，仍然需要我们聚精会神地去实践。第四阶段，准确的儿童观成为了信念和习惯，并且进入了潜意识，在日常工作中会很自然、很容易地展示出新的儿童观。就像老司机踩刹车，已经不需要思考，脚下的动作自然就出来了。

当儿童观变成信念后，老师的行为才会变得自然而正确。信念转化成无意识的行为，才是真正的教育实践。儿童观的改变，让我们也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改变了原来整天忙碌着从上到下地去设计一些知识点，去设计活动主题，让孩子被动地学习。从教师预设在前、孩子跟随在后，逐渐转变为儿童主动学习在前、教师紧跟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专业创造力，以及与孩子互动，回应、支持儿童的水平都有了惊人的提升。现在，我在幼儿园随手一拍，都能发现孩子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充满灵气，这也让照片都变得鲜活起来。

面对未知的未来与未知的能力，每个儿童都自带无限的天赋，都是主动的学习者。成人该做的不是打造他们的能力，而是创设儿童的真正能力被发现的条件。而这些其实正契合了中华先贤提倡的“道法自然”“大道至简”的理念。过去，我们违背人的成长规律去作为，导致孩子失去了活力；现在，我们明白了要尊重自然规律，尊重儿童的天性，我们会坚定不移地走在探索的道路上。

记者：所以，儿童观、游戏观、教育观等深层观念的更新，改变了我们理解幼儿园保教实践的底层逻辑。而幼儿园保教实践的改变，又进一步巩固了新的儿童观、游戏观、教育观，形成了不断内循环的自我强化。真的要为安吉喝彩！

我们都知道，知行合一是最难做到的。您带着安吉的老师们摸索出了一条属于安吉自己的改变儿童观、游戏观、教育观的道路。这条改革的道路一帆风顺吗？中间经历过哪些曲折？

程学琴：2001年，《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为《纲要》)颁布。安吉成为了湖州市贯彻《纲要》的试点县。我们利用地方资源，开发了一系列低成本、高质量的教玩具，当时以为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甚至为了改变老师过去不重视游戏的旧有观念，从2002年起，我们连续多年举办以“竹”为主题的自制玩具大赛。2006年，教育部举行“全国自制玩教具评选活动”，安吉推出的三所幼儿园分别获得一、二、三等获奖，观赏性强且制作精良的游戏材料受到多方青睐。

安吉县在2003年获得了“全国幼儿教育工作先进县”的称号，2005年依托“贯彻《纲要》，利用地方资源创建低成本、高质量的学前教育”课题，在教育部举办的“全国落实《纲要》经验交流会”上汇报，荣获高度评价。我们也曾为这些荣誉而自豪，但更深深地知道，这些荣誉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提醒获得荣誉的我们继续保持清醒。

回头看当时的游戏材料设计，有些虽然设计巧妙，体现了多元的教育目标，但实际上多由成人主导，尚未考虑儿童的自主性与创造性。而且，过多的比赛导致一线教师疲于加班加点设计自制玩教具。甚至，当时的安吉，一到夜晚，幼儿园经常灯火通明，教师家属甚至都赶来幼儿园帮忙制作玩教具。但是，教师精心设计制作的玩教具投放没多久，孩子又不喜欢玩了。结果，我们看到，形式主义让我们的教师倦怠，功利主义使我们自欺欺人。我们让老师加班加点，做了很多形式主义的事情，却让老师疲惫不堪。那些荣誉的背后，我们也知道有些东西并没有真正落地。儿童发展、教师成长、家长满意的这样一种良好的生态关系真的落地了吗？我们“去小学化”的改革真的有效吗？“去形式主义”一定是痛苦的，我们经历了很多内心的破旧立新，在困惑、矛盾、纠结中痛下决心，打破学前教育中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沉疴旧疾。我们尝试找回学前教育专业的定位，从放手游戏开始，找回对儿童的尊重和理解。

但是，放手初期，我们也要面对种种质疑和排斥。比如，放手后孩子出了事，怎么办？室外活动，老师该怎么管理？该给孩子提供什么玩具材料？场地杂乱，怎么办？家长反对或者说闲话，又该如何应对？不仅如此，局里分管安全的领导也向我表达了强烈的忧虑，“我的头都别在你的腰上了，你懂不懂”。

同时，我们推行的游戏改革与一些常态化的培训、竞赛活动也产生了冲突。学术界也不乏质疑之声，认为教师放任孩子、不进行传统地或者游戏化地“教”，就失去了教师的尊严。而家长们更是不理解，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学校成天玩耍，衣服鞋子弄得脏兮兮的，别家孩子都开始学乘除法了，自家孩子却“什么都没学”，极为不满。但正因为一直在观察游戏中的儿童，一直在倾听、理解儿童，真正看见每一个儿童。所以，我们才没有动摇，始终坚守信念，咬定青山不放松，在实践中持续验证游戏对儿童的价值和意义。

记者：面对未来，您认为安吉游戏背后的儿童观、游戏观和教育观依然适宜吗？

程学琴：未来已来，世界变化之快前所未有，教育当下面临的艰巨任务是转变教育模式，应对时代的要求。2020年1月14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白皮书《未来学校：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定义新的教育模式》。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就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教育模式。

白皮书里面也讲到了，目前不少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相适切的直接教学、记忆为主的被动学习模式，而不是促进批判性思维和主动学习为主导的模式。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在直接教学和记忆为主的被动学习模式中，老师带着知识走向学生，学生获得的是知识。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在促进批判性思维和主动学习为主导的模式中，老师陪伴学生走向知识，学生获得的更多是获取知识的能力，而非仅仅是知识这一结果本身。

当今时代，如果我们依旧秉持旧有的儿童观，将孩子视为被动的接受者，采用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相适切的以直接教学和记忆为主的被动学习模式，那么培养出来的孩子必然缺乏创造性。就像中国知名校长冯恩洪所说的：“全中国的课堂都有一个特点，问题来自老师的预设。中国的教育培养出的人，原创性的发明发现不行，这跟中国的课堂只重老师预设问题、学生回答问题，学生发现有价值问题的能力缺失，不可能没有关系!今天课堂价值的缺失，就是20年后公民素质的缺失。”

改革中，我跟安吉的老师们一起反复思考:是不是还在用过去的课程模式为明天的社会培养今天的儿童?有没有使用适切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促进批判性思维和以主动学习为主导的教育方法，去培养我们当今的孩子?如果不是，那我们就得警惕了。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去实现。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要坚持把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学前教育又何尝不是呢?

中华民族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要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基础教育的基础——我们的学前教育首当其冲。我们要有适应这个全新时代的教育模式来培养我们未来的孩子。

未来已来，关键不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而是要确保孩子不跑错方向，否则只会越努力越偏离目标，这一点至关重要。

(本文根据2024年6月、9月和11月的三次访谈，以及"2024'安吉游戏'国际学术会议"上程学琴老师的发言，整理而成。全文已经过程学琴老师的审阅定稿。编辑部刘梦格、万皓旻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