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贵：带领学校转型，校长该如何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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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贵，北京第一实验学校校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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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校长管理的目的是什么？管理到底为了什么？这是令不少中小学校长们头疼的问题。而且，校长们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是，当下我们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于20多年前的时代，我们的组织也已不再是一个封闭低效的组织，学校作为知识型组织表现得更加突出，以传统的管理方式应对今日的校园已变得捉襟见肘。
李希贵认为，管理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激发每一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实现管理的转型，校长必须从改变自己开始，重新分配管理的精力。他说，教育需要智慧的力量，这样的管理可以省去关权力的笼子。他的思考对当下的中小学校校长办学很有启迪意义。
”
曾经看到过一个调查结果，让一些中学老师写下他们眼中对校长的印象，结果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忙碌、权力、敬业。
当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业内的朋友们时，他们中竟有不少人以为，这其实是一个相当“理想”的结果，如果另选一些地区或者学校，可能会有许多负面的评价出现在调查结论里。
这样的结果和这样的议论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目前学校管理的尴尬，应该说，我们的校长队伍大都是从优秀老师中成长起来的，从整体素质上说，他们是整个社会的精英群体，其敬业精神也基本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但是，当把他们放在一个领导岗位上来审视的时候，却大都难以满足人们应有的期待。
自1987年以来，美国著名的领导力研究专家库泽斯和波斯纳，在20多年的时间里针对追随者对领导者的期望进行了四次调查，其中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在他们愿意追随的领导者身上他们最想看到的7种品质”是什么。
尽管20多年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汇总的结果表明，追随者对领导者的期望却表现出出奇的稳定，排在前7位一直是忠诚、有前瞻性、有激情、有能力、聪明、公平、正直。研究者通过若干案例证明，这些正是受人尊敬的领导者品质，也当然成为产生领导力的源泉。
我们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于20多年前的时代，我们的组织也已不再是一个封闭低效的组织，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如此多样，不同文化不同观点早已潜入每一个人的大脑并不停地交锋。学校作为知识型组织表现得更加突出，以传统的管理方式应对今日的校园已变得捉襟见肘。
我们的校长对自己的要求太高
大都希望学校的一切都要在自己的计划安排、检查控制下运转，常常过分高估了自己的权力却忽视了每一位员工在校园里的分量。
于是，“忙碌”便成为必然，“权力”就成为自己惯用的武器，而“敬业”是在老师们筛掉了所有对领导正面评价的词汇后的唯一选择。
我们的校长对自己的要求又太低
大都不太反思自己，忽视人格魅力在管理中的地位，自我管理意识、方法和能力都极度欠缺，有些固执地带着过去的经验走进今日的校园，大都很难发现每一位教师内心的渴望，也不去唤醒孩子们沉睡着的潜能，于是，酝酿智慧的事业异化为硬拼体力的行当。
学校到了一个必须转型的时代，无论是因为信息时代带来学习方式的转变，还是因为培养目标要求我们培养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公民，都要求我们把学校办成一个智慧勃发的场所。
在这里，每一位师生都应该有着自由的空间，每一位师生都应该有着明确的目标，每一位师生都充满个性，每一位师生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成长应该成为师生的需求，工作和学习完全可以有着不一样的道路。
然而，没有校长的转变，就不可能有学校如此的转型。这样的学校转型到底需要校长怎样的华丽转身？
首先，校长应该放下自己的身段
从无所不能的虚假的角色定位中走出来，承认自己是学校这个群英荟萃的组织中的一员，自己的背景、经历、知识结构、能力素质，都与常人一样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即使在自己熟悉的校园里，也有着许多己不如人的工作领域。
与其亲力亲为，不如交给更适合的人去操办，遇到攻坚之战，切忌包打天下，更不要抱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雄心，让自己成为团队中共同攻坚破难的一员。
校长还要放弃一些自己运用自如的权力
在学校这个知识型组织里，每一个细胞都有着如此不同的基因，每一次成长的理由都如此多样，包容这些不同，呵护这种多样，就必须躲开那些行政的力量。正如土光敏夫所言：“权力是把传家宝刀，轻易不要拔刀出鞘。”
实现学校的转型，校长必须重新分配管理的精力
一般的管理者都在用着绝大部分时间研究如何管理别人，而聪明的领导者往往会拿出相当的精力谋划管理自我。事实一再表明，只有改变自己，才能改变别人；只有领导改变，一个组织才有可能改变。
那种自我感觉良好、故步自封，不再改变自己的管理者，任何希望改变别人、改变组织的期待必然落空。因而，任何一位校长只有从改变自己开始，才能真正找到一所学校的转型之路。
01
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CEO
一位当了十几年校长的朋友曾经很认真地问我：“管理到底为了什么？”因为，他似乎进入了一个管理的高原期。
面对社会、学校和师生们的变化，他这样一个看上去十分简单的问题却不可以简单回答，即使翻遍那些权威的管理学鸿篇巨制，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个你需要的答案。
因为，在这样一个如此简单的问题背后，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管理背景。这位校长朋友问这样的问题绝不是仅仅因为管理理论的欠缺，也并非由于管理实践的困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丰富的管理经验基础上对管理学的哲学追问。
管理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出很多；管理为什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出许多。然而，时至今日，如果仅仅在管理学固定的领域里寻根究底，我们已经很难找到真正的答案，也无法应对变化了的世界。
诞生于大工业时代的管理学尽管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修修补补，但却始终难以遮掩其本身固有的缺陷，尤其是以任务为导向，将大部分精力着眼于做事的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经常带来对人的轻视，尽管其中也有专门有关人的诠释，但骨子里的东西根深蒂固，以至于造就了多少迷信胡萝卜和大棒的管理者，人为地把人们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个阵营。
领导学的创立，令人眼睛一亮，不仅仅是因为创新，更关键的是它顺应了这个时代，本质上还是顺应了人性。
撇开信息时代不说，即使在农耕时代、工业文明里，也同样需要每一个个体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领导学的全部努力恰恰在于激发每一个员工本身固有的内在特质，发现他们的潜能并让其充分发挥。
正如一位哲人所言，发现每一个人可以伟大的地方，并让其行走在一条通往伟大的道路上。这样一来，我们必然会创造一个生机勃发的组织，每一位员工都心明眼亮，十分清晰自己未来要去的地方，当他们奔跑的时候，早就有人为之壮行，当他们张开翅膀，前方即是飞翔的天空，古人所谓“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生态理想，正是一个领导型组织的追求。
说到这里，“管理到底为了什么”也许可以有了一个答案：说得时髦一点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CEO；说得质朴一点，管理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激发每一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02
让选择成为学校的主题词
哈佛商学院终身教授克里斯坦森曾经尖锐地指出：
“学生和老师希望每天都有成就感！这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可以雇用学校来做这件事，也可以用一个机构来实现这个目标。他们甚至可以雇一辆车四处招摇，以找到成就感。学校如何与这些给学生带来成就感的方式竞争？”
克里斯坦森的话道出了我们教育者的心病，说实话，面对五光十色的社会和诱惑遍地的时代，教育变得越来越无可奈何。它无法与游戏竞争，无法与武侠小说竞争，无法与超级女声竞争，甚至都不是一个社交网站的竞争对手。从古至今，被人们捧到天上的教育法宝原来竟是个纸老虎。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教育为什么如此乏力？在大部分教育改革的揭秘里，成功为什么相当罕见？这是因为我们的校园里缺少了选择。
我们过分夸大了教育的力量，把教育当作挥舞在自己手上的感化与惩治的大棒，一厢情愿地把相同的教育强加到不一样的孩子身上，在“都是为了孩子好”的外衣下，我们已经不太在意孩子们的真实感受和千差万别的需求。
我们仅仅单方面地看重教师的作用，教育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果不能让受教育的一方真正进入角色，没有他们自己的体验、感悟和内化，教育里就没有成长；如果我们的教师在责任的压力下，始终把学生裹在手上，一切以自己习惯的方式呼前喝后，校园里就不可能萌发成长的活力。
在十一学校，我们自知教育力量的有限，所以尽最大可能创造一个可选择的校园。
课程是可选择的，数、理、化、生按难度分层级设置，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基础状况和未来职业方向选择适合自己的层次；语文、英语等人文课程则分类设置，让有不同需求的学生可以各取所需。学习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既可以按常规要求天天在教室上课，也可以申请自修、免修或到书院里与同伴切磋。作息时间是可以选择的，午餐分两个时段，晚休有三个时间，一切皆可以以自己的习惯而定。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对自己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通过学校组织的30多个职业考察和体验活动，让学生们慢慢学会了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理清自己将来的职业倾向，而这一切又为他们选择课程提供了方向。
当选择成为校园里的主题词的时候，思考便成为常态，每一名学生都无法回避对自己、对社会的追问，自我潜能、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像孪生兄弟一样一并问世，他们当然也从中找到自己的尊严，抵制外来诱惑的免疫力也大为增强。
著名的成功学家柯维指出，如果学校不能让孩子们每天都有成就感，那么其他能够提供孩子们成就感的方式就会取得胜利。教育永远不可能让所有孩子在同一个舞台上都光彩照人，也不可能以同样的机会让不一样的孩子赢得同样的成功，我们能够具有竞争优势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造就一个充满选择的校园。
03
让所有的权力为梦想服役
在一所学校里，校长的权力既能成事，也能坏事；既能帮助别人，也可以危及别人。在一个行政班里，班主任的权力至高无上，既可以成为鼓舞学生的火花，也可以成为扼杀童心的利剑。因而，如何自觉地把相应的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决定着能否建设和谐的校园。
在十一学校，每年教代会都会对校长进行信任投票，达不到规定的信任率，校长必须自动辞职。人事、财务、教育教学的指挥权分级设定，校长只可以在每一个领域享有规定的权力。
例如，人事方面，校长具有设定各年级、各部门编制和聘任中层以上干部的权力，而教职工的聘任则与各年级、各部门双向选择，从选择过程到聘任结果，校长无权过问。
再如，财务方面则规定校长只有批准年度预算和监督预算执行的权力，而每一笔财务开支的权力属于有着相应责任的部门和年级。
只要在预算规定之内，他们即有权签批支出，校长不但没有理由干涉，而且校长的签字也无法在财务支出方面发生效力。也就是说，有权批准预算的无权花钱，有权花钱的则只能在被批准的预算范围之内，每个人的权力都很充分，每个人的权力都受到相应的制约。
对教育教学的指挥也责权分明，校长的权力在于课程规划，而课堂教学改革的主导权则在每一门学科和每一位教师手上。
尽管学校可以确定课堂教学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但在具体方式方法上却不得指手画脚，更不得从脑袋里想出一个所谓教学模式就让其在不同的课堂里肆虐横行。
而选课走班之后的教学组织形式，使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班主任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与学生平等交流的导师和咨询师，他们不再具有过去班主任可以左右学生的权力。
教育需要智慧的力量，这样的管理可以省去关权力的笼子。
其实，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除了防止权力出轨害人，我们从中还可以发现另外的价值。当被关起来的顶层权力变得柔和时，基层的活力才会焕发。多样的责任催生多元的权力，以此才能架构起一个安全、稳定的组织结构，让所有的权力为梦想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