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一个急速变革的时代，很多时候我们还来不及思考该如何去应对，就已经被现实裹挟着不得不接纳和适应各种变化。时代变革影响着学校教育的样态，反之教育也决定着时代变革的方向。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教育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地位需要被再认，教育价值需要被重新定义。而校长作为学校发展的“掌舵人”，应像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提出的那样“要有大视野、大格局、大情怀”，要站在社会大系统中正视时代的各种变革，并通过不断提升自身领导力，引领学校和师生在迎接各种挑战中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当今时代，各种不可抗拒因素对人类的侵袭，特别是疫情的反复，让整个世界都滋生出一种不安全感。与此同时，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二战以来的低谷，全球贫富差距的加大和经济复苏的不平衡引发了各国之间实力的较量和对各种资源的争夺，俄乌冲突持续升级进一步加速了世界格局的动荡。对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国际形势的复杂与严峻，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各国之间在合作中有竞争，在竞争中有冲突，在冲突中又有合作。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校长在办学中尤其要增强宏观的战略决策能力和政治敏锐性。

首先，要始终怀着一种开放心态，增强国际对话与交流能力。面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各国之间需要的不是相互孤立，而是更多合作，中国发展更是要与世界共融共生。因此，校长不能因为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存在，就贸然切断与国外学校之间的交流合作，更不能因为要强化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就让学生闭目塞听，而应努力成为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和开放合作的贡献者。事实上，学校只有打开教育的视野和格局，才能让当下和未来的人们真正相拥在一起，共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解决方案。

其次，面对多元文化和价值冲突，要保持政治敏锐性和足够定力。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门的逐步打开以及互联网的影响，标榜“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的西方价值观不断侵袭中国，并通过生活用品、学习资料、活动项目等各种载体潜移默化地对人们发挥着影响。对此，校长要在保持开放学习心态的同时，带领学校守住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底线，在国际理解教育中强化学生的政治信仰和思想道德教育，让学生既要有国际视野，更要有本土情怀和民族自豪感，防止学生迷失于庞杂的国际舆论与思潮中不能自拔。

最后，要成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使者，积极传播中国基础教育成功经验。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世界关注，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也有诸多值得分享的经验有待挖掘、提炼乃至传播。特别是在集团化办学、大规模学校的高效管理、大班额的教学组织、深度的校本教研、数学教材教法等方面，中国基础教育拥有丰富的管理智慧，上海学生和教师在PISA与TALIS等项目中的突出表现足以证明这一点。因此，基础教育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范式应该成为推动世界教育变革的宝贵财富，校长也应努力成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使者，积极向世界基础教育传播和贡献中国经验。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不仅催生了全新的商业模式和运行机制，也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样态和思维方式。与之相对，中小学的变化却显得格外保守。正如英国教育家安东尼·塞尔登（Anthony Seldon）所说，相对于运输、医药、商业等领域，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相形见绌。而ChatGPT的问世，标志着“以知识传递为核心的教育模式更是被逼入墙角”。^[1]对此，校长要敏锐抓住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契机，驱动教育与技术的深度融合，让信息技术真正赋能教育、赋能学校、赋能师生成长。

首先，要对数字校园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信息时代，人们很容易被各种各样先进的设备、技术、平台和项目所吸引。然而，技术平台每隔5～7年就要发生颠覆性改变，人类社会需要10～15年的时间才能适应。^[2]教育数字化转型与其说是一场技术变革，不如说是学校组织文化的变革。学校在数字校园建设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硬件环境和网络平台建设，更要立足于学校发展整体规划做好顶层设计，精选更合适也更有意义的项目，同时要打通项目之间的壁垒，提升项目之间的关联性，避免重复建设，以提升数字校园建设的整体效益。

其次，要推动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信息技术赋能学校教育改革，是一种集数据驱动、技术嵌入、多主体协同为关键机制的现代学校治理样态，可以让个性化和定制化的教育服务成为可能。面对教育数字化转型，学校要实现从共享资源到共生资源的转变，“要用数字技术重构组织，要对教育装备、课程、师生需求、教学活动、服务流程、组织结构、家校社协同育人链等教育的核心要素进行整合，要对学校全方位育人模式等进行数字化再造”。^[3]在当下的中国学校，线上线下混合学习已逐步成为常态，随时随地的教研真实发生，“人-机器-人”多主体对话正在生成课堂新样态。为此，校长要带领学校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智能技术，推动教育教学管理流程再造、评价方式转型以及组织结构变革，让师生从低水平的劳作中解放出来，实现管理、教学、育人与服务的智能协同，以及数字技术、校园生活和师生之间的生态平衡。

最后，要提升信息安全意识，消解各种伦理风险。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学校既要享受相关红利，也要重视维护个人形象、知识产权和公共安全，防止数据泄露、网络舆情、数字抑郁等风险。如学校在数据采集、挖掘、分析和呈现中会面临诸多道德伦理问题，在共享知识、共享学习的过程中同样面临信息安全、知识产权等问题。因此，在利用信息技术赋能教育的同时，校长不仅自身要提高危机应对能力，而且要带领学校明确信息安全的基本要求，健全审查程序及伦理规范体系，明晰伦理监管职责，建立预警机制，维护校园信息安全。

进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中心已从美国单极走向多极，中国也从世界边缘走到中央。近1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从50万亿元量级跃至114万亿元，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4]然而，从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的历程看，决定一国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不仅在于规模和体量，更在于是否有领先的科技、强大的制造业以及完善的制度体系。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原创力不足，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以及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不完善，需要科技、教育和人才三位一体来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更大活力。对此，校长需要立足中国现有经济发展优势，借鉴企业家精神开源节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首先，要树立开放办学意识，吸纳整合社会资源。近些年，随着教育财政拨款逐步增加和转移支付的落实，校长似乎无须再像以前那样到处找钱。但事实上，学校办学并没有真正摆脱资源短缺的困扰，在激励教师、补助学困生、建设创新实验室等方面仍急需充足的经费支持。当前，很多学校在办学中非常重视校友的反哺，也在积极寻求企业的回馈。瑞信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总计有527.9万“百万富翁”（家庭财富在100万美金以上），排名全球第二。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捐赠意识和契约精神严重缺乏。为此，校长可以挖掘转化可利用的社会资源，通过推进家校社一体促进学校的变革发展。

其次，要树立成本意识，创新现代学校管理制度。目前，我国的中小学校一方面在办学资源方面仍显匮乏，另一方面在人力资源、设备、经费等方面还存在各种各样的浪费现象，特别是在学校改扩建、集团化管理运行等过程中，重复建设和短期行为仍屡见不鲜。甚至有一些民办学校仅仅把豪华环境和现代设备作为凸显教育质量的标志，却忽视了对教师专业成长和学生发展的充分投入。对此，校长要在办学中树立成本意识，在规范办学行为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盲目扩张；同时可以借鉴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优化学校组织结构，明晰管理职责，降低管理成本，让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大的价值。

最后，要树立品牌意识，不断提升学校组织形象。当前，老百姓期待的高品质教育不是千校一面，而是一校一品，能够满足他们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因此，学校虽然不会像企业那样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但也需要通过树立品牌凸显组织形象。学校品牌不仅要具有独特性，而且要有很高的社会认可度，它不是包装出来的文化标识系统，不是规划出来的课程体系，也不是零敲碎打的社团活动，更不是对高升学率的追逐；而是需要用时间积淀的人文底蕴，是通过师生的行为方式和精神面貌折射出来的思维品质和价值选择。因此，校长在办学中要通过深化办学内涵、提升办学质量，不断强化学校品牌、提升组织形象。

当今时代，全球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步伐不断加速，社会文化不断走向多元共生，同时伴随人口、资源和信息的跨国跨区域流动，处于不同文化之中的国家、族群和个体面临跨文化交往与沟通方面的诸多挑战。与此同时，现代商业文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文化影响教育，教育也会反过来影响文化。面对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校长要认识到教育在促进人类文明演进和文化变迁中的特殊意义，并植根中国实践，积极发挥正确教育价值的引领能力。

首先，要肩负传承中国优秀文化的使命，让学校成为有精神感召力的地方。传承人类已创造的文化，原本就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美国当代教育学家古德莱得在《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一书中指出，学校应该成为感召人的精神和灵魂的地方。这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也是培养一代新人具有在社会中生存、发展和创造文化的能力的需要。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其中很多优秀文化直到今天依然有其独特价值。因此，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校长迫切需要带领学校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好“本土”与“外来”、“当下”与“未来”、“继承”与“创新”、“转化”与“发展”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提升他们的文化自觉。

其次，要重新认识学校教育的价值，让学生在适应变化中实现生命的意义。信息时代，随着知识总量的快速激增，传统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育方式已无法适应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诉求。站在世界文明变革的前沿，教育最应感知世界的变化，要帮助学生学会掌握过去人类各种思维模式的全景格局和图谱，以适应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指出的，“受过教育唯一的标志，是这人学会了怎么学习，怎么改变”。^[5]未来的中国，很多岗位和职业即将消失，也将出现许多新兴职业。学生只有学会学习，学会改变自己适应变化，才能有效应对挑战。而校长也需要带领教师重新认识学校教育的价值，走出对知识和技能的过度关注，引领学生在适应变化中实现生命的意义。

最后，要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让学生在融入社会生活中体验成长。今天的学校教育，总是不自觉地将学生的学习和社会生活割裂。考试的压力使得教师过于注重按照学科的话语体系让学生记忆理解基本词汇、概念、规则，“哪怕这些记忆和理解显得‘低端’……”^[6]只有让知识还原于生活，学习才会真正充满意义和价值。因此，学校不仅要在学习内容、学习方式等方面进行变革，而且对于学习价值、学习动机等方面的认知也要随之改变。校长需要带领教师重组课程资源开展跨学科学习，让书本真正联结学生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让学生的成长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

近年来，全球教育普及水平、公平程度、服务能力、整体质量、条件保障以及交流开放程度都有较大飞跃，但各种教育不平等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增强教育公平和提升教育质量始终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黛丽·阿祖莱（Audrey Azoulay）表示：“要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就必须朝着更加包容的教育迈进。”^[7]为推动更公平更高质量教育的实现，校长需要带领学校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三个维度重构教育生态，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充分呵护。

首先，要关注物理空间的生态建设，从注重艺术的美走向关注生命的美。物理空间是以物质形态呈现的、人的知觉可以感知的空间。近10年间，我国的教育投入翻了一番，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但物理空间的生态建设仍亟待完善。一是对于环境和设备的要求，不能仅仅从视觉感官层面加以审视，还要从用户体验的视角进行观照，要让使用者感受到惬意，让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群体都能感受到人文关怀。二是物理空间要具备可变性，要与学习方式、学习内容变革相适应，满足不同学习者在不同时间的学习需求。三是要增强物理空间与学习者之间的交互，让静态的环境呈现出动态的美，挖掘呈现物理空间更大的教育价值。

其次，要注重社会空间的生态建设，从关注当下业绩走向促进未来可持续。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指出，社会关系是一种具体的空间存在，每一种社会关系都生产、建构符合自己地位、身份特征的场所、空间。^[8]学校教育同样需要面对各种关系建构和社会评价。但当前的一些不良竞争让学校教育出现异化，也使校长难以潜心办学。然而，一所传世的好学校，其真正的好并不源于一些可视化的荣誉和标识，而是拥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神存在和社会关系。为此，校长需要抛弃不良政绩观和急功近利的思想，通过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一是促进学校与社区、家庭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形成协同育人机制；二是加强不同学段之间的有机衔接，增进教育的系统性连续性；三是推动同等层次学校之间的合作共生，走出争抢生源的恶性竞争。

最后，要注重心理空间的生态建设，让学校从他教育走向自教育。心理空间是人的情感和意识对外部世界编辑后所建构的内部空间，也是人的内心对外部世界的投射，正向投射能转化为一种成长动力。校长要让学校中不同个性特点的人都能得到尊重与呵护，就需要重视心理空间的生态建设。一是增强师生对学校的归属感。良好的物理空间建设只能减少师生对学校的不满意因素，唯有创造共同愿景和价值认同，才能切实提升师生的满意度和凝聚力。二是提升师生的共情能力。人工智能时代，生生、师师和师生之间不再单纯膜拜知识的权威，合作意识、思维品质、创新能力以及人格魅力远比拥有知识本身更具吸引力。校长要善于引领师生以情感为纽带，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相互成就，推动人格的自我完善。三是构筑自我学习成长的生命场域。所有的学习最终都将走向自我学习。我们倡导的时代大先生最重要的不是拥有多高的学历和声望，而是具有在专业上自主成长的精神。为此，校长要善于引导教师通过丰盈自我，为学生的自驱型成长铺路搭桥，最终实现师生的相互润泽、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