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近现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的落后只是“器”的层面上的落后，我们应当十分珍惜和坚决守护文化传统的本质精神即属于“道”的部分:价值观中的尚“用”准则、人生观中的尚“和”精神和方法论中的尚“简”取向，并以此为核心，构筑与时代进程相应的“器”。

文化之殇

谭运长:(以下简称“谭”)国学大师钱穆有一个看法，就是认为中国文化是具有活泼的生命力的，但是这种生命力，必须等到国运昌盛的时候才能够为人们普遍认同。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从“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到""破“四旧”，再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说法，直到前些年讲“弘扬传统文化”，我们是有一个从彻底丧失到将信将疑的过程的。应该说，这种自信心到现在并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就算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提法，也只是从学术上、从思想意识上认可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保护文物的意思差不多，而并不是对这种文化的本质精神，特别是对其实践效力具有自信。最近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想，我有一个感觉，这个“和谐社会”的“和”字，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某种本质，文化的本质精神在实践中重新发挥效力，是不是我们民族文化自信心的一种回归呢?目前，我们的国力正在增强，国运走向昌明，按照钱穆的说法，现在的确是我们重拾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时候了。

刘斯奋:(以下简称“刘”)中华民族文化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她的先进性一直使国人感到无比自豪，视为生命。明末清初顾炎武有亡国和亡天下之辨，他认为明朝灭亡还不是最重要的事，而“亡天下”，即华夏文化如果由于清同入主中原而倒退乃至灭亡，那才是不得了的大事了。所以他强烈地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应当说，他的这种呼号是基于对自身文化的固有信念。但是这种信念，近代以来却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国人，首先是知识精英阶层对民族文化的信心逐步丧失，过去被看得比性命还重要的文化传统，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受到强烈质疑，无情批判，甚至弃之如敝屣。对一个民族来说，这无疑是伤人心脾的事变。须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立身之本，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遗传基因”。时势演变的结果，竟使我们要抛弃自己立身之本和固有的遗传基因，这是何等重大的事变!

谭:看来，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民族经历了我们这样的文化之殇。比如，人们都说犹太人是近现代历史上最不幸的一个民族了，但是他们的不幸，可能还是一种亡国的不幸，而不是亡文化。他们长期没有自己的国家，但是希伯莱文化的传统，却被流亡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所共同坚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他们也没有失去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这是很令人深思的。我最近看到过一个资料，说犹太人原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着一种语言，叫意第绪语，和德语有些相似。由于二战时犹太人遭受过纳粹的残酷迫害，所以在以色列立国的时候，决定废止这种语言，改而使用自己民族传统的希伯莱语。希伯莱语是一种近乎死亡的古语，就像古拉丁文一样，只存在于古老的典籍中，不说口语，就算书写也几乎不用了，要恢复这种语言，难度可想而知。可是，现在不仅在以色列，就是在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已普遍使用希伯莱语进行交流了。这种态度．也许显得过于执拗，但无论如何，文化传统是民族的生命，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会主动地、自觉地、全方位地批判、摒弃自己的文化。为什么我们民族却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呢?

刘:你说到的这种选择，确实是举世罕见。应当说这有历史原因，也有我们文化自身的原因。就历史原因而言，与明末清初不同，也与以往数千年不同，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面临的生存危机，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自一百多年前鸦片战争开始，我们一直以为极尽善美、至高无上的民族文化在面对西方文明挑战时，变得衰弱无力，不堪一击。首先是军事上的失败，之后涉及到经济、政治的连串失败。在此情况下，无数仁人志士寻求救亡之道。首先从物质开始，认为只是技术不如人，于是办实业，搞洋务，可是甲午战争还是失败。于是转而考虑制度的问题，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也没有成功。到了最后，终于把目光转到最本质的文化上来了，这才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该说，这确实找到了问题的要害和关键，因为近代中国和西方列强较量的实质，与以往历史上所遭遇的较量不同的，乃是落后的农业文明与先进的工业文明的较量。中华民族如果不实现文明性质的飞跃，所谓救亡图存，决无成功之可能。既然是质的飞跃，就必须与传统作某种决裂和变革，不管哪个民族，都不能例外。但是，就具有延续数千年不曾中断的历史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习惯势力之强大，也是举世罕有的。所以在几番图变，几番失败之后，“五四”一代的激进知识分子采取断然决绝的姿态，可以说是一种被逼出来的选择。于是，彻底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呼号一时响彻云霄，终于造成极大的震撼和影响，使传统文化的顽固营垒轰然崩塌。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文化本身强烈的实用理性倾向。在应对挑战时，灵活变通，一切以现实可行为依归，而不固守某种原则和教条，这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精神，所以为了实用的需要，甚至可以做出彻底否定自身文化传统这样惊世骇俗的选择，并得到绝大多数国民的认同和追随。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和许多民族，特别是和犹太人不一样的地方了。

谭:传统文化被全盘否定的现象，让我想起潮汕地区一些渔民的一个习俗:摔神。据说有一个渔民出海打渔，一直都是空网，后来捞上来一尊菩萨，就带回家供起来，希望这菩萨保佑来年大丰收。可是这一年还是没有鱼获，气得他把菩萨高高提起朝地下一摔，没想到摔神的第二年真丰收了。于是当地渔民后来就有了摔神祈福的习俗。这个例子似乎可以看作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一个寓言。我们一段时间以来，也就是在“摔文化”。我想，“摔文化”从长远看毕竟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随着事过境迁，从实际出发，对偏颇加以纠正，恐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问题在于，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救亡和革命依然是社会政治急务，一直来不及也没有迫切需要对当年的口号与做法进行冷静的反思。以致时移势易至于今，当年许多极端的观点虽然已经大大褪色了，但是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一直没有恢复过来。甚至可以说，经过近一百年的宣传灌输，加上西方文化的大举进入，认为传统文化落后腐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新的，应当说还是颇为强大的习惯势力。要加以纠正，并不容易。试看近年来，有关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各种建议和活动虽然不少，却收效十分有限。如果说，基于特殊的国情，在特定的时间，集中火力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猛烈批判和粗暴否定是迫不得已，甚至可以容忍的话，那么继续长期保持这种状态就是极其有害的了。

刘:你说得很对。随着救亡图存的课

题已经基本完成，中华民族正在步入全面复兴的历史新阶段，重新审视和正确认识我们的文化传统，重建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已经越来越成为关乎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大事。应该说，目前国人已经开始觉悟到对传统文化不能全盘否定，只不过到底该继承发扬什么，否定摒弃什么，始终有点说不清，道不明。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各施各法，左摇右摆，这恐怕是导致文化传统的宣传经常遭遇怀疑目光的重要原因，其结果，也直接妨碍着国人文化自信心的重建。

“用”、“和”、“简”:中国传统文化之道

谭:你的意思是说，要重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首先必须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内涵作出清醒分析和正确认识,厘清本末?

刘:是的。古人向来有个“道”与“器”之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本质的精神、灵魂，是相对恒定的;“器”是具体的、实践的结果，是对本质精神的形式化，是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面貌出现的。我们传统文化的内涵，可以说由“道”与“器”两者构成。在“器”方面的变异，历史上有许多次，孔子就提到过，“商于夏礼，其变可知也;周于商礼，其变可知也”。从上古时期到三代以后，文化的面貌甚至有了飞跃性的变化。但是，文化的灵魂，即基本的道统没有变，五千多年一以贯之。以近现代为例，我们的传统文化确实出了问题。就经济而言，西方世界已经进入了工商业文明时代，而我国还是重农抑商，闭关锁国;就政治体制而言，西方早已建立先进的共和政体，而我们还是古老的君主帝国;就思想体系而言，西方已经奉行民主与法治，我们还是恪守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教条。经济、政治、思想的落后更加具体化为军事实力的不足和军事制度的落后，世界到了热兵器时代了，我们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这就有了一百多年前的连串失败。但是，这种种落后，只是“器”的层面上的落后，出现的问题也只是“器”的层面上的问题。而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来说，“器”从来都是可以变，而且随着时移世易，也必须变的。因此，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实践证明是过了时，失去效用，甚至是没落腐朽的那些传统的“器”，完全应该而且必须加以抛弃。在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上，不但当年新文化运动对它们的批判是正确的，而且时至今日，也不应该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口号下让它们死灰复燃。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还有属于“道”的部分，即恒定的属于精神和灵魂的东西，对此，我们则要十分珍惜、坚决守护和大力继承发扬。

谭: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看来关键就是要分辨传统文化的“道”与“器”了。简单地说，就是要保持民族文化的本质精神和基本“道统”，同时在“器”的方面，也就是文化本质精神的诸种外化形式，包括经济、政治、思想、军事、教育、科技、文学艺术等等，则要注意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革新，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使我们在坚守民族文化的本质精神的同时，使之继续发挥强大的生命力。那么，我们传统文化的“道”究竟有些什么内容，这些内容能够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吗?

刘:考察我们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给人印象最深的，或者说与西方传统明显不同的，有三大特点，即价值观中的尚“用”准则，人生观中的尚“和”精神，以及方法论中的尚“简”取向。首先说“用”。正如前面说到，我们是一个十分重视实用价值的民族，甚至我们经历的文化之殇，也可以说是从这个“用”字出发的一种断然选择。传统文化的这个“用”字，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一种人世哲学，一种积极务实的价值取向，还代表着一种人本主义的终极关怀，可以说博大精深，它使我们的文化富于实践精神、反省精神和包容精神，能够进退灵活，善于应对复杂多变的外来挑战，从而保持悠长持久的生命力。这一点，已经被几千年的兴衰史所证明。就拿儒家来说，它就承认“食色性也”，这是重视世俗生活，重视人性和欲望，与西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儒家又提倡立德立功立言，要在世俗人生的积极进取中获得不朽，这也和西方文化传统要从超越性的、要在外在的上帝那里寻求不朽的主张形成对照。总之，我们文化道统里这个实

用的“用”字，就其本质和主流而言并不是功利主义，也不是混世哲学，而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进取;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与时俱进。这个“用”字，作为我们文化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在当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过程中，在我们民族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必定能够继续发挥强大的作用。

谭:的确，西方文化之所以成为强势文化，是由于在文艺复兴时期对其文化传统进行改革，逐步建立起现代性的许多价值。今天人们经常谈及的现代化、现代性观念，基本上也是以“用”为标准。文艺复兴发生的历史背景，一者是科学发现，航海探险，使当时的西方人形成了以人的主体性为出发点的、向大自然扩张进取的世界观;二者是在政治上，政教合一的帝国体制解体，许多城邦及宗主国纷纷脱离中世纪的教会统治，民族国家兴起，形成了独立、民主的市民社会;再有就是宗教改革，超越性的传统天主教逐渐被更为世俗化的新教伦理所代替。所以文艺复兴的基本主题，就是人性的大发现，就是世俗的大发现，也就是对世俗人生的热爱和进取。所以说，这种在今天被看作现代性的基本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精神并不相冲突。近一百多年来的种种冲突，其实都只是在“器”的层面上的冲突。

刘:不错。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华民族今天取得的成功。进一步地看，西方文化有其自身特点，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个人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人本主义，这种传统在现代化发展到今天的时候，逋遇到许多问题。例如:西方人在谈到人性，谈到人的自由的时候，常常要被一个问题所困扰:既然人性、人的自由是一种无上的价值，那么当一个人的人性自由与另外一个人的人性自由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西方的人性哲学本身几乎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社会实践中，只能借助哲学系统之外的法律来规范人性和自由。而这个问题，在我们传统文化里却是早就注意到了的。我们没有恒定统一的，是一种人性化的世俗文化。然而我们在承认人性的同时，更注重人的社会性，所以文化传统中又十分强调集体精神，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由人心而成世道，最终使所有人的人性价值都得到尊重和关爱。因此我们传统文化有一个“用”字的同时，又有一个“和”字，“和”是从血缘观念生发出来的。首先从个人人性出发，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与血缘、人性最为接近的家庭、家族，家庭家族要和谐，才能生存发展，由此进一步外推到社会、国家、民族，最终目的是世界大同。儒家讲礼乐教化，讲克己复礼，讲对个人人性的某种节制。“用”是—种人性化、世俗化的价值观，而“和”则是一种社会化的人生观，二者相辅相成。在历史上，“和”的理念，就国家治理而言，先是“器”化为“禅让”的形式，后来又“器”化为“礼乐”的形式，后来更“器”化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教条，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维系人心、稳定社会的长久而强有力的作用。当然，到了近代，当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飞跃性突破的历史要求时，“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作为服务于农业文明晚期的“器”，就因其过时和僵化而成为束缚人性解放和社会前进的铁笼子，必须也必然要被冲破、抛弃。但是，这个“和”字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却并不应该随之被抛弃。作为传统文化精神中的“道”，我们对之应当十分珍视，永远坚持，并应以此为核心构筑与时代进程相适应的“器”即外化形式，继续发挥其维系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

谭: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个“用”字，就是实用理性，作为人性化的价值观，要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就得避免欲望大泛滥，避免极端功利主义，避免激化社会矛盾，不致最终危及稳定和生存，因而需要一个“和”字来调和平衡之。反过来，一个“和”字，作为社会化的人生观，它所发挥的作用，归根结底也要落实到“用”上。这二者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的基本道统，具有相辅相成的功能。就此而言，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需要的，因而具有永久生命力。

刘:我们传统文化的本质精神，还有一个字，就是“简”字，这指的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法论。西方文化是科学主义文化，讲的是对事物本质规律的具体的、复杂的认识，用的主要是分析的方法。相对来说我们认识世界运用的是整体的、综合的方法，看起来是简单的，实际上是寓繁于简。比如《易经》里显示的哲学，就体现了这个“简”字;我们的汉语构成，就是相对简洁的;我们的艺术，如书法、绘画，音乐也是寓繁于简。这种方法论与我们文化精神中的其他两点其实是互相关联的--唯有简化，才易于掌握，才更实用;唯有易于理解和掌握，才能普及推广，从而有利于社会平衡与和谐。当然，仅仅停留和满足于用整体的、综合的方法去把握世界，往往容易偏重主观感受、直接经验而陷于神秘主义。到了工业文明时代，这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所以，“五四”提出科学精神来针对之。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历史地、全面地看，这个“简”字自有其优胜的一面。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西方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科学主义的不足，由繁入简，似乎已是世界文化的走向。“简”其实是有学问的，只要不停留于神秘主义，在对复杂事物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把关键的地方拎出来，提纲挈领地、举重若轻地把握世界，就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重建民族文化自信

谭:你刚才讲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同现代化的基本观念并不冲突，而且我们对这些基本观念的认识，与西方文化相比，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要更早，更加深入。近百多年来出现的我们民族文化和现代性的冲突，是在“器”的层面，而不在“道”的层面。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把两者区分清楚，才导致思想的混乱。那么是否可以进一步说，以我们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其实完全可以融合、改造西方的现代性观念，甚至补救它的某些不足呢?在我们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功的实例，就像汉唐时期的融合佛教文化一样?

刘: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同样实行现代化，同样实行市场经济，我国就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成功地走出一条与西方传统模式很不相同的道路。这证明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纯粹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物，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全盘西化，是没有根据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一个“用”字，就天然地包含着发展市场经济的无限空间。至于目前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如环境恶化、资源浪费、人文价值失落、诚信道德滑坡等等，又如国际间的资源争夺、贸易磨擦、利益冲突等等，这些问题，西方一直在摸索解决之道，有些似乎已经见出成效，更多的是还远未解决。而我们结合中国的国情，在国内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在国际上明确宣示“和平复兴”，则是在“用”字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和”字。这个“和”字，正在妥善处理国内矛盾和营造稳定国际环境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明显的效应。可见我们传统文化本身的思想资源，在市场经济时代同样能够焕发独特的光彩。

谭:关于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性观念的作用问题，我还想到一个具体的实例，就是人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纯粹西方化的思想了，是通过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在“五四”全盘西化的思想背景下传播到中国来的。在近百年的实践中，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就是用了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来实现其中国化的。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是一种革命理论，但是在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已经和它在共产国际里的形态，也和它在苏联的形态大不一样了。而到了今天，原本只是一种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了执政理论，已经创造性地发展推进，从而在中国发扬光大了。这个过程，我觉得就如汉唐时期佛教文化的中国化，最终演变为禅宗一样，似乎也是青出于蓝，是值得思考和回味的。

刘: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作用是双方的、互动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文化无疑也得到丰富和发展，被赋予新的内容，随着时势的推移，逐步融合成为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新传统。如前面说到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有如科学、理性、民主、法制等等。这些，有的已经融合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之内，有些则还没有完成其中国化的过程。我想，只有当这些真正有价值的现代性观念全都实现中国化的时候，才意味着中国文化实现了现代化。所以，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对现代性观念中国化的信心，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信心。我们以往在审视文化传统时，由于把“器”的问题和“道”的问题混为一谈，因此对于这个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总觉得有点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有如雾里观花，把握不准，因而始终信心不足。切实分清“道”与“器”的问题,明确何者是必须毫不动摇地坚守的，何者是可以而且应当与时推移。更新发展的。这一点对于今天重建文化自信心，我想至为关键。

(刘斯奋系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画院院长，谭运长系广东省文联当代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