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顾明远先生可谓教育学界的泰山北斗。他学贯东西，著述丰盈，主编的《教育大辞典》、《中国教育大系》、《世界教育大事典》填补了我国教育学科的空白。他倾情教育五十载，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校长，从意气风发到两鬓生华，他寻觅着教育的理想，撒播着鼎新的春光，参与并领导了多场教育变革。年逾古稀的他，殚精劬力，壮心不已，仍旧为中国教育的明天鼓呼奔走，依然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进言呈谋。本期起，让我们一同走入“讲述”这方天地，聆先生謦欬，似啜英咀华，我们学之、思之；听先生教诲，若坐拥春风，我们感之、悟之。

       （一）我的求学生涯

       像松树一样做人，竖挺不拔；像小草一样学习，随处生根；像大海一样待人，容纳百川；像细雨一样做事，润物无声。———顾明远
　　
       1929年10月，我出生在江苏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城———江阴。我的家本来还算是小康人家，祖父在常熟一个茶庄做伙计，父亲在外埠学校教书。但抗日战争几乎把我家弄得家破人散。祖父失业在家，父亲在外面又结婚，把我们母子俩遗弃在家。我幼年的生活几乎都是靠亲戚朋友的接济才勉强维持下来的。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受尽了日本侵略军的苦头。原来我们住在江阴城里，日本兵来了，我们逃到乡村，一年中辗转了多个村庄，先是贯庄，继而北漍、周庄、华墅。一年以后，时局稍为稳定，我们就搬到离城不远的小镇金童桥。但日子并不太平，日本兵经常下乡来清乡，我们一听说日本鬼子下乡来了，就赶快逃到另外的村子躲起来。因此学业也荒废了，这一年只上了几个月的私塾。所谓私垫，实际上是金童桥的一位郎中先生，他一面给人看病，一面收了几个生徒。大致有四五个人，年龄不等，记得有比我年纪小的，也有年纪大一点的，最大的也不过十来岁。因为年龄不等，所以学习的内容也不同。初入学的学《三字经》，最大的一个读《孟子》，老师让我读《大学》。天天让我们背诵，也不讲解。读了几个月，最后只记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于什么意思，完全不明白。
　　
       抗战8年，由于流离失所，我上小学就先后换了6所学校。到上初中，才算稳定下来。
　　
       我的中学时代可以说是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中度过的。幸而所在的南菁中学中有几位好老师，使我的青少年时代没有虚度年华。例如初中一年级教算术课的章臣顺老师，他讲四则算术，常常用图解，如讲两车对开，时速不同，在一定距离内何时相遇等此类问题，都用图画出来，就很容易懂了。另外一位是教初三平面几何的胡静莲老师，她那时才二十多岁，患有肺结核，但给我们上课时却总是精神抖擞，极富激情。考试时她常常出一些难题，但不记在一百分内，算是附加题，第一名交卷也能加分。我非常喜欢数学，常常把难题做出来了，而且第一名交卷，因此我的数学成绩总是可以拿到一百多分。值得纪念的还有一位音乐美术老师胡森林，他一身兼两职，既教音乐又教美术。他擅长彩粉画，音乐本来不是他的专业，但他也颇有修养。当时学校只有一架风琴，但他的课上得有声有色，给我们讲五线谱，介绍各国名曲，使我们增加了许多音乐知识。他不仅课堂上教我们，而且课下还组织各种活动，成立合唱团、口琴队。我国著名指挥家，曾任上海交响乐乐团团长的曹鹏就是我们当时的口琴队队长。抗战前夕他过长江参加了新四军，1949年5月上海解放军进城仪式，军乐队就是他指挥的。
　　
       我的中学生活极为丰富多彩，没有现在这种高考的竞争压力，因此学习比较主动。我们学数学，不仅学数学知识，还把它当作一门艺术。我们数学作业本都是最好的道林纸本，书写特别整齐。高一时上立体几何，把画圆锥体、立方体当作绘画，有阴面阳面，同学之间还互相比较谁画得最好。课外活动也是生动活泼。记得我小时候喜好画画，在我姨夫家阁楼上弄到一本《芥子园画谱》，就学起画来，结果班上有许多同学也都画起来了。当时夏鹤龄同学喜好书法和篆刻，于是班上许多同学都练写大字和刻起图章来。为了节省纸墨，我们就蘸着水在方砖上写。今天中国书法协会会长沈鹏是我的同学，他成为著名的书法家，不能说和那时的兴趣无关。
　　
       我们班在当时要求民主的气氛中办起了两个文艺社团和刊物，即曙光文艺社和新绿社。开始只是办墙报，用道林纸写好了贴在墙上，但设计很讲究，有文章、有插图，图文并茂。第二年在薛钧陶同学的策划下，曙光文艺社办起了刊物，是油印本，刻蜡版。手工印刷大多是我和夏鹤龄两个人干的。没有想到这刻蜡版的技术在二十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用上了，为造反派刻小报，免去了我去做苦力劳动，这是后话。后来我们又办起了铅印的正式杂志，名《曙光》，表示当时大家生活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曙光必将来临。但终因经费来源缺乏出了两期就停刊了，改为在《江声日报》上出文艺版，直到解放。为了这个曙光文艺社，我们这些骨干分子在解放后不知受过了多少次审查。其实我们当时办刊物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更没有政治后台，只是为了搞文艺，但内容还是倾向于进步的，期盼着民主的曙光。记得第一期排版时遇上1946年双十节，国民党发布了《双十节文告》，进步人士马叙伦撰文评论了双十文告，我们在油印本上就转载了这篇评论。我还清楚地记得正式出版的两期封面，第一期是一位木刻家为悼念陶行知而刻的陶行知头像，头像上陶行知的嘴巴被一把锁锁着，说明陶行知被国民党迫害，不允许他说话；第二期的封面也是一幅木刻，刻的是一个工人的双手双脚被铁链锁着，工人正握着拳头向两侧挣扎。这两幅木刻都是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曙光》杂志应该属于进步的刊物。
　　
       我在学校的功课一直很好，但当时的家境无法供我上大学，因此我一度很消沉。但我仍心有不甘，于是参加了1948年的高考。我那时年轻气盛，同时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报考了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大学和最好的专业，如清华的建筑系，上海交大的运输管理系，但都落榜了。于是经人介绍到上海私立荣海小学去当教员。我担任了五年级的语文和算术课。在这一年里，我一面在学校教书，同时常常利用星期日跑书店，买了许多俄罗斯19世纪著名作家果戈里、杜斯妥也夫斯基、契珂夫，以及高尔夫等人的名著。我还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著作。1949年全国大部份地区得到解放，我就毅然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也正是因为全国解放、大学免费，使我圆了大学之梦。
　　
       我后来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与南菁中学六年的生活不无关系。我觉得，教师这个职业很有意义，学校的生活很有生气。我的成长是教师培养的结果，我也愿意像我的老师那样去培养下一代。（李敏谊整理）

       （二）北上求学

■顾明远先生与同学合影
（左二为顾明远先生）

       1949年8月中，我收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即整理行装，匆匆北上。到了北京火车站（那时在北京前门），早有老同学拉了平板车在等候我们。接我们的是物理系的老同学陈克歧，他热情地帮我们把行李放在平板车上，一边拉着我们的行李，一边向我们介绍北师大的情况，很快就到了学校。
　　
       我们到校不久，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就召开了。北京市为了庆祝全国政协召开，举行了提灯会，我们和老同学一起参加提灯游行。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我们一大早就到天安门集合，等到下午三点钟，毛主席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五星红旗缓缓升起，那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随后是列队走过天安门，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北京师范大学万岁！”浑身热血沸腾，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在北师大学习，都是大师级的教授给我们授课，侯外庐先生给我们上《社会发展史》，胡明先生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这都是解放后新开的课，高年级学生也没有学习过，因此，上课都在风雨操场，全校师生都听课。专业课有董谓川先生讲的《教育方针》，林励儒先生讲的《中等教育》，邱椿先生讲的《外国教育史》，薛鸿志先生讲的《教育统计学》，周先庚先生讲的《心理学》；还有团中央的领导来讲团队工作，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既是理论课，也非常联系实际。
　　
       除了上课外，就是参加各种活动，如“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运动。我们还到街上去演活报剧。参加志愿军报名的当天，大家都在凌晨起床，抢在第一个报名。
　　
       我一进学校就担任了《师大青年》的编辑。当时的报纸实际上是一种板报，用几张道林纸拼起来。当时担任编辑的有历史系的张伟垣和俄语系的一个同学，我负责排版、美编、抄写。这对我来说驾轻就熟，因为我在中学时代就是办板报的老手，从高中一年级开始办了三年。所以我常常说，我是办报出身，直到现在还担任着几个杂志的主编。
　　
       最有意思的是1950年暑假，北京市团委派我们几个团员到北京郊区大兴县农村去建团。我在农村住了40天，真正了解了北方农村的生活。印象最深的是每天吃派饭，所谓派饭就是没有固定的就餐地点，每天派到不同的农户家就餐，给他们应有的伙食费。这真是叫做吃百家饭，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先派在贫下中农家里吃饭，走过一轮后，派到富农家里。但不论是在贫下中农还是在富农家里，这40天没有吃过一滴油。每天就是窝头咸菜，或贴饼、玉米渣、稀饭；好一点的有大葱蘸酱。可见北方农村之苦。
　　
       1951年暑假的一个下午，我们几个同学到什刹海游泳池去游泳。正在兴头上，忽就有人叫我上来，说学校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我赶快赶到学校，党总支书记李传信已在办公室等着我。他只是和我聊起家常，然后问我，如果派你到远方去较长时间，你有什么困难。我当时以为组织上要调我出去工作，因为我们班上已调走了好几个同学，有的到团中央，有的到公安局，有的去参军。当时西藏刚解放，很缺干部，听说要调我到远方去好几年，我想一定是要到西藏去。我当时表示，没有什么困难，家里就只有一位老母亲，没有工作，但是我的舅舅会照顾她。
　　
       这样等了好几天。一天忽然通知我，让我到燕京大学去报到，参加留学考试。这对我来说是绝对没有想到的。
　　
       这里，我要交代一下当时的情况。建国以后，为了迎接革命胜利后的建国任务，党中央、毛主席为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高瞻远瞩，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出大批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管理经验。从1950年开始到1966年，国家先后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万余名留学生，其中，向苏联派出8310人，占派出总数的78%。同时，还派出大量的在职人员到苏联参观学习。当时北京和莫斯科之间还没有直航飞机，留学生都是坐着火车去，每批都有几百人，一拉就是一个专列。留学生就是这样一专列一专列奔向苏联。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历史上特有的50年代留苏热。同时，大量的苏联专家也来到中国，帮助开展教育、科研和中国的经济建设。当时对于派到苏联去的留学生，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留学是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学习任务，要加强自身修养，努力成为政治坚定、业务精通、身体健康、全面发展的专门人才。此外还要严肃纪律，要严格执行使馆关于留学生管理工作的各项规定和制度，自觉用组织纪律约束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出发前夕，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所有留学生。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周总理。留学生纷纷上前去敬酒，我们也去了。总理问我们学什么专业，我说学教育专业。他对旁边的教育部部长马叙伦说：“这是你的干部。”宴会后，周总理还和同学跳了一会儿舞。这真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三）留学苏联

       1951年8月下旬，正是莫斯科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一行300多名中华学子怀着向往、憧憬的心情，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莫斯科雅洛斯拉夫车站，来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心脏，每个人都激动万分。就这样，我们开始了留学生活。
　　
       苏联的大学教学非常重视原著的学习和课堂讨论，或叫习明纳尔。每个星期都有习明纳尔，尤其到了高年级，每周都有3至5次。所谓习明纳尔，就是在课前就某个问题阅读老师指定的书目，到课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老师往往要点名发言，学生也可以自己请求发言。这种学习方式对我们来说是很艰苦的，苏联同学一天可以读完的书，我们两三天也读不完。为了在习明纳尔上发言，必须事先写好发言稿，而且发言总是必要的，否则这门课你就没有平时成绩。对我们来说，惟一的办法只有加班加点，从此我养成了熬夜的习惯。

       认真阅读原著是我在苏联学习的最大收获。现在研究些问题，写些文章，还常常得力于当年读的马列主义和教育理论的原著。

       苏联师范教育很重视学科专业理论和教育专业理论的学习，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学术性和师范性的结合。各院系除了学科专业课外，教育专业课程有4门，即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教育史。我们教育系的培养目标是中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学、心理学教师和小学教师。因此很重视宽广的基础知识，如课程中有解剖学、生理学、幼儿文学、苏联文学、世界史等。

       苏联师范教育很重视教育见习和实习。从一年级开始老师就带着同学到中小学去见习，去听老师的课，然后与老师一起讲评。教育实习分两次，一次在三年级，到初中实习6周；一次在四年级，到高中实习8周。我们教育系则到小学和中等师范学校实习。

       苏联的大学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活动都是由共青团组织，老师从来都不参加。夏天有志愿劳动队，或参加夏令营担任少先队辅导员，或参加大学生建筑队，可以赚一些钱。秋天组织同学到农村去刨土豆，这是义务劳动。平时校内也有各种活动，如定期举行时事报告会，请宣传员或者塔斯社的记者来讲国际国内形势，这些报告会都是自愿参加。文艺活动更是丰富多彩，除了几乎每个周末都举办舞会外，还有系列音乐会，但需要购票入场，都是开学初就预购的系列票，每周或两周举行一次。大家把上剧院当作学校学习的重要部分。我们在学习俄罗斯文学课时，有许多著名的作品要阅读，但是这么多书怎么来得及读？一个简便的方法就是到剧院去看戏，以代替读书，从剧中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内容等。我们对契诃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的许多作品都是这样了解的。

       各个班级的共青团也常常组织各种有意义的活动。我印象最深的是参观国立特列基雅可夫画廊。这是一项系列参观，每两周去一次，整整去了一学年。画廊从15世纪的神像画到19世纪现实主义的作品，从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印象派、现代派的作品应有尽有，由讲解员系统地向我们介绍讲解。我最喜欢的是19世纪列宾、苏洛可夫等人的作品，都是一些气势宏伟的历史画卷，画廊中也有一些生活小品很耐人寻味，这些作品都是世界艺术精品。系列地参观画廊，不仅使我们得到了丰富的艺术享受，而且学习到了许多历史知识、美学知识，得到一次深入的审美教育。

       夏天有到各种休养所休养的活动，一般都是由工会组织。师范学院的学生也算教育工会的一员，因此也能享受到休养所休养的权利，但是只有极少数学生能有这种机会。中国留学生得到特别照顾，几乎每年暑假都能有这种机会。休养所和夏令营一样，都建立在郊外风景优美的地方。一般为期一个星期，全部是免费。休养所也组织各种活动，但大多时间是自由活动，可以到附近河里去划船、游泳，也可以到森林里去采蘑菇。但一般不能走得太远，因为森林很深很远，走进去往往会迷失方向，走不出来。

       最难忘的一次旅行是最后一个学年的暑假，教育工会组织的一次徒步旅行。说是徒步旅行，实际上也只有一小段，约二百多公里路程，但都是山路，在克里米亚地区。我们首先坐火车到塞伐斯托波尔，那里设有一个营地。在那里一面参观，一面集中训练了几天，包括徒步旅行需要的一些知识，准备一些用具，还进行了一次演习，来回走了十多公里。

       正式出发后，我们背着背包，带着必要的食品和饮水，由一名向导带领，第一天翻过一座小山，就到了第二个营地。在营地住了两天，游览了附近的峡谷，参加了集体农场的劳动，还组织了一次晚会。第三天清晨天还没有亮就出发，这次背的东西很多，因为前面再没有集中的营地了。一天中翻过了两个山头，走了约五六十公里的山路，到了一座山下，在一个农户家里取出了帐篷、炊具，再次上山。走到山头已经天黑了。大家立即动手把帐篷支起来，搭灶做饭。山上一片漆黑，而且雾很重，我们靠一盏油灯照明。我有一次站起来，只见后面一个大黑影，把我吓了一大跳——原来是灯光把我照到雾上，雾好像一张大屏幕，人影照上去显得很高大，像什么野兽要扑过来，真有点吓人。山上很冷，一个帐篷里可以睡两个人，我们都睡在睡袋里，倒也很暖和。

       翌日下山，因为此山很陡，靠海的一边几乎是直上直下，因此大半天就走到了黑海边的小镇阿洛波卡。阿洛波卡是一个美丽的小镇，也是旅游休养胜地，有美丽的海滨浴场，还有经人工精心设计栽培的植物园，景色如画。小镇十分宁静舒适，充满着俄罗斯情调。

       离开阿洛波卡，我们又步行到克里米亚最美丽的小城雅尔塔。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曾在这里聚会，签订了著名的《雅尔塔协议》，小城也因此闻名于世。小城也是一个休养胜地，附近布满了苏联政府的高级别墅，有点像我国的北戴河。我们在那里参观了雅尔塔会议的会址和其他一些名胜古迹。徒步旅行队也就在此地解散，每个人获得一枚徒步旅行者纪念章，作为完成一项体育运动的标志。
这次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一路上欣赏了俄罗斯大地的自然风光，而且受到了很好的锻炼。我们走过的地方都是高山峻岭，没有道路，有些地方十分险峻。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特别吸引我的是这种活动的形式和组织，我觉得这是对青少年极有意义的一项活动。它的组织安排也十分周密：旅行是在大自然中，路途并不长，是一般青少年完全可以承受的；沿途设有几个营地，在那里可以休整和补充食品；每个小队有一名向导，他领着大家走，虽然走的都是崎岖小道，但向导是很熟悉的，哪里可以休息，哪里有泉水，天黑之前一定会到达预定的宿营地；旅行之前还有几天训练和准备的时间，如果不适应，半途可以退出。我在想，这种活动我们中国不是也可以组织吗？共青团可以组织这种活动，旅行社也可以组织这样的活动，当然要从教育着眼，光从赚钱考虑就难以组织得好。

       1951年8月到1956年7月，我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留学生在苏联生活了整整5年，这是一个在中苏合作时期的对于年轻人来说非常难得和重要的机会。

       （四）我与北师大

       1956年7月，我由莫斯科回北京。开始分配到华东师大，但因为我回北京后即与周蕖结婚，她被分配在北师大，教育部为此又把我改派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当时教育系主任是彭飞同志，他分配我到地理系讲教育学公共课。一年以后，教育系在北京市西城师范（又称北京市第二师范）建立学生实习基地。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的郭笙去挂职当副校长，金元逊任教导主任，派我任教育学教研组组长，并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和教育学课程。

       这一年正是反右斗争那一年。当时的运动把我吓得目瞪口呆。因为刚从苏联回国不久，没有参加过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因此对这样搞运动很不习惯，但还得积极参加。暑假后反右斗争告一段落，我们即到西城师范工作。除了讲教育学外，就是带着班上的学生参加劳动。印象最深的是那年毛主席号召全民除“四害”，即消灭蚊子、苍蝇、老鼠、麻雀。消灭苍蝇主要讲究卫生，不乱扔垃圾；消灭老鼠主要靠鼠药和老鼠夹子，难以人人动手。最有意思的是消灭蚊子和麻雀。为了消灭蚊子，大家想出了各种办法，用灯火引诱，在黄昏前和黎明后半明半暗的时光，待蚊子投向沙窗时扑打。最有效的方法是拿一个洗脸盆，里面抹上肥皂水，拿它来兜蚊子，有时洗脸盆里会沾满一层，可见当年蚊子之多。消灭麻雀更有意思，全北京市老老少少拿着竹杆，有的站在地上，年轻的爬到房顶上在同一时间内摇旗呐喊，不让麻雀有停下来的机会，直至疲劳至死。当年我就带着学生在学校打麻雀，还被派到动物园打麻雀。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可笑至极。

       1958年“教育大革命”开始。是年5月，教育系教研室主任王焕勋教授被北师大党委派到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担任校长兼支部书记。8月，我被王焕勋点名去当他的助手。于是我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教学处副主任，一直到1962年8月才离开，在附中工作了整整四个年头。

       1958年“教育大革命”是在“反右派斗争”的基础上和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从教育大辩论开始的。大辩论的热点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红与专”的问题。1958年《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于是在教育界引发开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大讨论，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是否结合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教育的分水岭。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就不能只在学校读书，还要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参加实际劳动，教学实习是真刀真枪的搞生产。北京的密云水库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由清华大学师生动手设计建造的。1958年秋天，全国师生都参加了大炼钢铁的运动，各校还办起了各种工厂、农场。

       除开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辩论”外，师生中还展开了“红与专”的大辩论——是先红后专，还是先专后红，还是又红又专。高等学校的毕业生还专门听了陈毅副总理关于又红又专的报告，他用飞行员打比喻，深入浅出地讲述了红与专的关系，给大家的印象特别深刻。辩论结束后，每个人都要写“红专计划”，表明自己将来发展的方向和奋斗的计划。

       在1958年到1959年这段时间里，我们在附中进行了多种学制改革的试验，有九年一贯制（中学四年一贯）的试验，有半工半读的试验，并编写了各种教材。

       这些过“左”的试验，当然不会取得成功。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全国进入了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时期。我们的改革试验，受到北京市委的批评，因此就停了下来，开始转到狠抓教育质量上来。特别是1959年高考，福建省名列全国第一，北京市就坐不住了，狠抓北京四中、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几所学校。于是我们决定抓高中的教学质量并把好毕业班的关。1960年高考，师大附中居然位居北京市高考第一名。

       1960年，陆定一提出，要批判“量力性原则”，说它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把学生当容器，造成了教育的少、慢、差、费。他提出新的教改试验，并由此成立了北京市景山学校，由中宣部直接领导，开始试验从小学到高中九年一贯制，后改为十年一贯制。教育部把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中学当作了附属试验学校。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没有开展全面试验，但也要按他们的精神改革教学。

       现在看起来，当时从中央来讲，是想摆脱苏联教育的影响，探索我们自己的道路。从客观上讲，的确有许多突破，但从当时师大附中的改革来讲，只能说是搞了一场闹剧。我在这场闹剧中也扮演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色。我帮助王焕勋制订了四年一贯制、半工半读的教学计划。 我对各学科的内容既不熟悉，又没有去请教专家，自己凭着教育学上的书本知识就随意制定了多个方案，现在想起来还是十分可笑。

       除了教导工作外，我还担任了初中一个班的俄语课教学。我当时没有什么教学经验，备课的时候觉得教学大纲中的要求太低，词汇量太小，学了后面的忘了前面，怎么能学得好？因此我根本不管教学大纲中要求，增加了识字量，加大了进度和难度，结果效果还是不错的。有几位优秀的学生学得很好，有的后来考入了师大二附中设立的文科班。

       在师大附中的几年里自己虽然做了很多蠢事，但对我来讲收获是很大的。我亲身经历了中国中学教育的实际，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在实践中探索了教育教学的一些规律，特别是通过后来的反思，悟出了一些道理，为我后来的教育理论的探索提供了实践的基础。

       我曾经系统地听了特级教师陈婉芙老师的生物课，还听了许多老教师的课，感悟到教学真是一门艺术，每个教师的教学风格、教学技巧都不同。当时像数学组就有韩满卢、申介人、曹振山三位老师，不仅在师大附中很有名，在北京市名气也很大，由于他们的特长和风格，被人称为“韩代数”、“申三角”、“曹几何”。我本来还想对陈婉芙的教学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但因为后来回到师大，也就没有实现。

       （五）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我负责附中的班主任工作时，和学生接触密切，当时发表了一些小文章，如《表扬和批评》、《谈纪律教育中的严格要求》、《从理论联系实际谈起》等分别发表在《文汇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上。这个时期我还坚定了自己的教育信念，即：“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我在一个学生身上领悟得比较透彻。

       1958年秋天，全国轰轰烈烈大炼钢铁，学校也不例外。我所在的中学里，操场上小平炉林立，师生们彻夜奋战，欲夺取“大跃进”胜利。一天清晨，我忽然发现会议室里睡着一位女学生。第一天没有在意，以为炼钢炼得太晚了，无法回家。可是一连几天这个女孩子都没有回家。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问她为什么不回家，她回答说不愿意回家，再三劝说教育她都不愿意回家。

       经过调查了解，我才知道，她是一位领导同志的孩子，生于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出生后就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解放后才被接回家，因此与父母思想感情上有一些距离。再加上母亲要求过严，据说姥姥还有点重男轻女的思想，对待她和对待她的哥哥不一样，孩子觉得缺乏家庭温暖，因此拒绝回家。经过再三工作都无效，只好把她安排在宿舍里。之后我曾经多次和她母亲联系，劝她多给孩子一些温暖，有了感情才能对她提出要求。但是，她的父母却觉得学校对她的要求不严，因而使她的思想不稳定，学习成绩欠佳。我们在教育思想上发生了分歧。后来他们甚至认为学校的态度是没有阶级观点的“母爱”的表现，差一点在批评“母爱”时把我也捎进去。

       “母爱教育”在1963年受到了严厉批判。批判的起因是1963年5月3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斯霞和孩子》的文章，强调教师要以“爱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教师“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可是，几个月后，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斯霞的名字也顿时成为舆论的焦点。当时批判之深入和广泛是空前的，几乎动员了教育界的所有理论工作者，除各大报刊外，《人民教育》在同期刊物上发表《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爱心”爱“童心”说起》、《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三篇文章。这组文章以讨论“母爱教育”为题，认为所谓“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说它涉及到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这些问题。随后，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当时中宣部一位领导就说，“母爱教育”在全国影响很坏，一定要批判。我的孩子在学校里就接受了这种教育。他说的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件事，当时因为我只是一名青年教师，既不是名师，又没有具体的文字记载，所以没有被点名，也就不为人所知。

       这次教育批判的背景，来头是很大的。1963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在教育战线讲阶级斗争，就不能讲母爱，母爱没有阶级性，与阶级斗争理论相悖，自然要狠狠地批判。 为了批判母爱就要挖老祖宗， 一直批到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他们都是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自然“母爱教育”也就成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非把它批倒不行。

       “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这是我从许多学生的学习中看到的。我发现有些学生喜欢数学， 有的学生喜爱语文，凡是他们喜爱的课程，学得就很好，不喜欢就学习不好，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学它。 有些学生喜爱某门课程，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对课程本身有什么了解，有什么兴趣，而是由于老师讲得好，引起了他的兴趣；还有些学生对某门课不喜欢，并非因为对该门课的厌恶，而是因为对任课老师不满，换了一位老师，学生的兴趣又能被调动起来了。总之，“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过如何引起学生的兴趣，却是一门教育科学，也是一种教学艺术，值得去探究。

       在师大附中的最后几年，适值三年困难时期，每个人的食物供应大大减少，于是提倡劳逸结合。晚上也不开会了，“大跃进”时期的那种工作热情没有了。 这倒是给我一个读书的机会，这几年里我读了《中国通史》、《西方哲学史》、《中国教育史》等著作。我因为大学主要是在苏联学习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中国教育史了解甚少，这个时期的读书，填补了我的知识空白。

       1962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下，北师大对师大附中的领导也放松了，师大开始从附中调回自己的干部。我于1962年暑假招生完毕后回到师大。

       回到师大，我在教育系二年级担任教育学主讲老师兼辅导员。1965年学校开始“四清”运动，运动结束后，我被任命为教育系副系主任。1965年底，学校成立外国问题研究所，任命我为研究所的副所长。

       （六）“文革”中的岁月

■顾明远先生

       “文革”中间，我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俗称“走资派”）是教育系最早被批斗的。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当时我还在吃晚饭。教育系几位教师来找我，问我听到广播没有，我说听到了。她们问：“我们怎么办？”我说再看看吧，要吸取“反右派斗争”的教训。这句话不要紧，成了我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状之一。6月11日，外国问题研究所的造反派把我揪出来批斗，要我回答为什么要利用《外国教育动态》散布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教育思想，用心何在。如果说这是第一次批斗，因为运动刚刚开始比较文明，还让我坐着挨批，到6月17日，批斗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不仅让我在前面站着，还不断有人喊“低头”。
　　
       不久，学校又出现了一批新的造反派，原来的“红卫兵师”成为“保皇派”。在教育系批斗的目标转移了。他们把我放在一边，既不批斗我，也不许我参加批斗会，说我是“走资派”，不是革命群众，连游行也不让我参加。当时毛主席经常有最高指示，往往在晚上联播节目中广播。一听到广播中有最高指示，大家就集合起来上街游行，从师大走到天安门，然后再回来，来回大致有30多里的路程。有一次又听到广播毛主席的指示了，我匆匆赶到学校去集合，刚排到队伍里，就听到三年级一位造反派喝令我出来，说“走资派”不能参加游行。我虽然心里不痛快，但倒也落得早一点回去休息。1966年深秋，全国大串连，师生纷纷到各地革命圣地去串连。教育系有一帮年轻教师组织步行队到延安去，有几位教师要我同行，但开会准备时我又被一名学生撵出去，说虽然我的问题不严重，但总是“走资派”，不能参加串连。我倒也免去了吃那份徒步上千公里的苦头。
　　
       此后我就成了“文革”的逍遥派，直到后来工宣队进校。1967年夏天，毛主席畅游长江，中央文革小组号召全民游泳。我们于是积极响应号召，天天去游泳。那时没有正规的游泳池，主要在自然湖泊中游，开始是在我校南面的太平湖。太平湖其实不太平，老舍先生就是这一年在这里自尽溺死的。后来这个地方在建地铁环线时给填平了，现在是地铁的列车库。我们当年天天去游，常常是我和孙喜亭各自带着自己的儿子在这里游泳。以后游泳地点又转到积水潭、后海，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年年夏天都去游泳。反正这是毛主席号召的活动，不会挨批判。
　　
       当时造反派有两派，有一派要结合我到革委会，但另一派头头就反对，并且说我从思想到生活都已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化了，不能结合。为什么说我生活都修正主义化了呢？因为我留苏时国家发了西服、睡衣，回国以后，有时就穿西服，在家里就穿睡衣。还因为我的头发不听话，洗过头以后常常“怒发冲冠”，因此我就用一顶尼泊尔小帽压一压。学生到我家玩儿，看见这个样子，就说我是修正主义生活方式。后来我真是从心底感谢这位造反派头头，否则被结合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后来我又被派到第三轧钢厂、东方红炼油厂劳动。在第三轧钢厂是做小工，把轧钢工人压下来的带钢，约50公斤重，搬到一边堆放起来。我搬了一个多月的钢带，结果手指得了腱鞘炎，至今未愈。1970年秋天，我被派到东方红炼油厂，即现在北京燕化地区，那时那里还是一片荒地。我干的活起初是架子工，搭建工棚，后来又去烧锅炉，用蒸汽做混凝土预制板，劳动强度也是很大的。我们在那里整整干了三个多月。1971年春节以后又被发配到山西临汾山坡上劳动了整整两年。在那里劳动虽然很累，但很开心，而且增强了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增长了农业知识，增强了身体素质，我从小就很矮小瘦弱，但没有想到不惑之年还能挑起一百多斤的水桶，割麦子也割得很快。第二年来了一批新“战友”，应该都是我的学生辈，他们比我年轻许多。但有一次，我把一根输水钢管的一头提了起来，但新来的年轻“战友”却提不起来，割麦子也没有我割得快，可见锻炼的作用。
　　
       在劳动的队伍中还有许多老教师，如教育系老主任彭飞同志、历史系何兹全先生、中文系郭预衡先生、数学系吴鸿迈先生等，他们当时都已年逾花甲，我们在劳动中经常沟通，增进了友谊，到现在见面时还很亲切，常常以“五七战友”相称。
　　
       在“文革”中，闲来无事，我想读点书。那时似乎什么书都是毒草，只有鲁迅的书被认为是最革命的。于是就读起《鲁迅全集》来，越读越有兴趣，特别是在处境困难的时候读鲁迅的书最有味道。作为一个教师的“职业病”，总要从教育的观点来看问题。我发现鲁迅的作品不仅针砭时弊，而且很关心下一代的教育问题。鲁迅作品中许多地方讲到教育，并且有几篇是专门讨论教育问题的，如《我们怎样做父亲》、《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等。他的教育思想是一贯的，而且很先进，有些话说得很精辟。于是我就萌发了开展鲁迅教育思想研究的想法，“文革”以后这种思想更为强烈。刚好，那时杭州大学教育系的金锵同志和鲁迅早年的学生、时任杭州学军中学校长的俞芳同志也正在开展鲁迅教育思想研究，他们到北京来找我，我们一拍即合，就联合起来一起研究。我们略作分工，我搜集鲁迅从事教育工作的事迹和整理他的教育思想，他们去访问鲁迅当年的学生，请他们写回忆的文章。从1977年开始一直到1981年，刚好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前夕成稿，并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这项研究曾列入中国教育科学第一次规划会议的规划中。此书2001年在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时我又修订出了第二版。
　　
       1972年1月，北师大临汾五七干校撤销，我们都回到北京。工宣队派我到师大二附中去担任革委会主任兼支部书记，算是把我解放了。
　　
       1972年本来是一个恢复教育秩序的好时期，周恩来总理提出恢复教学秩序，因此学校教学活动逐渐正常起来。但到了1973年又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破坏了学校教学秩序，而对中小学影响最深的是1973年12月的“一个小学生日记”事件。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及日记摘抄》，于是一场批判“师道尊严”的运动在全国中小学中展开。开始的时候，师大二附中还比较平静。我曾代表党支部写报告给北师大工宣队，说二附中没有老师压制学生的事情，但这个报告被打了回来，并要求发动群众来检查。于是学生开始贴大字报，大鸣大放，还开始砸起桌椅、门窗来，学校变得一片混乱，最后只好把学生拉到解放军部队去军训才算把这场动乱平息下来。在这场运动中，伤害了一些教师，这是我感到最痛心的。
　　
       虽然批判了“师道尊严”，但我认为教师还是要有些威严，当校长的更要有点威严。威严与爱学生是不矛盾的，爱学生是出于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也是出于对学生的成长发展的责任，既要理解学生，信赖学生，又要严格要求学生，严格要求学生才真正体现了对他们的爱。爱学生当然要平等的对待学生，平等并不等于没大没小，不要威严。威严不是压服，而是一种人格魅力，使学生既敬又爱。
　　
       我在二附中时曾经两个夏天带学生去“拉练”，一次在怀柔县，一次在昌平县。在路上“拉练”的时候，有些调皮的学生故意落在队伍的最后面，有时甚至还赖着不走，坐在地上。我每次都走在队伍的最后面，“收容”这些掉队的，做他们的工作，有时甚至帮他们背背包。我明明知道他们力气比我大，身体比我好，但我还是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最终不再掉队。

       （七）创建教育管理学院

       1981年7月11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学院等六所学校举办高等学校干部进修班，分别培训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南、西南地区高等学校的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我校积极筹备，第一任培训班的主任由当时的校党委书记聂菊荪兼任，冒海天同志任副主任。教师是由教育系、心理系的老教授担任，并聘请了校外著名的大学校长、教育部的各司局的领导为兼职教师。我曾在这个班上讲过比较高等教育这门课。

       1984年我任北师大副校长，接任了这个培训班的主任。但这个时候高等学校干部培训工作逐渐出现低潮。原因主要是：首先，高等学校已经克服了“文革”造成的创伤，学校秩序走上正规，干部配备已经整齐，要求学习教育理论的愿望已经减弱；其次，现职干部已经接受过一次轮训；第三，学校工作繁忙，不可能长期脱产学习，一部分干部还顾虑到学习期间自己的岗位可能被别人顶替，因而不愿意出来学习。因此，高等学校干部培训班越办人数越少、时间越短、层次越低。第一期学习期限一年，来学习的有不少是大学的校级领导干部，例如曾任北京市教委主任的耿学超同志就是第一期学员。第二期开始学习期限缩短到半年，到1984年以后，学习期限缩短到3个月，参加学习的除系处级干部外，还有一般干部。这样下去我感到难以为继。但是教育部对教育干部的培训是很重视的，不仅这六所学校的高等学校干部培训班属教育部和学校双重领导，而且拨专款盖培训大楼，我校的大楼于1986年完工使用。同时教育部也不断委托我们办一些短训班，如人事干部培训班、外事工作干部培训班、后勤干部培训班等等，但时间都很短，长则一个月，短则个把星期。长此以往培训班如何进一步发展？我当时认识到，教育管理学是一门科学，国外早有这个专业。我国过去不重视对教育管理的研究，教育管理干部，无论是学校的领导还是教育行政人员都没有受过教育管理理论的教育和培训，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时有发生。应该让我国教育行政干部都受到教育管理理论的训练，具有现代管理的能力。因此，我认为，要把教育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不能只以培训班的形式。为此我建议将我校的高等学校干部培训班改建成教育管理学院。当时我的建议得到以王梓坤校长为首的学校领导的支持，并得到教育部批准。于是我国第一所教育管理学院于1985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诞生。不久华东师范大学也成立教育管理学院。

       此时，教育部也看到形势的变化，于1986年将六所高等学校干部培训班改建为地区教育干部培训中心，把干部培训扩大到基础教育。我校的高等学校干部培训班则改建为国家教委华北地区教育干部培训中心，由我任主任，冒海天任副主任，不久又调马燮如为副主任。

       教育管理学院是一个教学实体，它不能像培训班那样从外面聘请教师来讲课，应该建立自己的教师队伍。因而我从学校要来了教授的编制名额，从教育系把孙喜亭老师调来任教育管理学院的首任教授，把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安文铸聘为副教授，又从数学系调进程书肖副教授讲授教育统计学课程，动员学院原有的教师担任起课程教学来，同时在校内校外聘请了十多位兼职教师，如教育系陈孝彬，中央教科所孟明义，教育部原高教司司长刘一凡、计划司司长尚志，北京工业大学樊恭休等等。于是教师队伍初步建立起来。建成教学实体就要有学生。建立教育管理学本科专业是不现实的，因为教育系已经有这个专业。于是我们从高等学校干部培训班的实际出发，先申报高等教育学硕士点。1985年学位第三批审核时我们就成功地获得高等教育学硕士授予权，1986年开始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1991年又成功地获得教育管理学硕士授予权，1996年获得教育经济与管理学博士授予权。这样，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建设初步完成。

       教育管理学院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其中经过几次危机。第一次危机就是上面提到的80年代中后期，高等学校干部培训任务萎缩，高等学校干部培训班何去何从？这个危机被我们以建立教育管理学院，扩大培训范围，招收研究生克服了。第二次危机是90年代初，这次危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业务方面的危机。当时国家教委委托举办的培训班不多，招收研究生名额有限，不少年轻教师感到彷徨，觉得前途未卜。但我认定一个理，教育管理学科的建设应该由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担负起来。于是我当时向年轻人指出，既然教育管理是一门科学，就应该有人研究它，发展它，我们北师大应该担负这个任务，我们年青人应该担起建设教育管理学的担子。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即使培训任务萎缩，我们可以把教育管理学院办成研究机构，成立教育管理研究所，于是大家的心情才稳定下来。二是来自学校的机构改革。当时学校有把教育管理学院与经济管理相合并，成立管理学院的想法。我一再向学校强调教育管理学院独立存在的理由：教育管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母学科既有管理学又有教育学，而且教育管理不同于其他管理，他以育人为对象，不是以物为对象，他应与教育，而不是与经济结合得更紧密；同时北师大的特色就是教育，应该把教育学科突出出来，我校教育管理学院在社会上已经有一定的影响，是北师大的一个品牌，不能随意撤消；再者，教育管理学院又兼任国家教委华北地区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的任务，是国家教委的一个下属机构，没有得到国家教委的同意是不能撤消的。于是，教育管理学院保留至今。

       上个世纪90年代中，业务方面的形势有了好转。教育界对校长、教师提高学历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呼声高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开始重视对校长的培训，于是在90年代中期掀起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办学热潮。教育管理学院首先接受了沈阳市校长的培训班，后来改为教育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至今已办了十多年，办了十五个班；接着又为广东中山市举办教育管理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以后一发而不可收，可以说应接无暇。现在学院的教育经济和管理学已是北京市的重点学科；学院承担着教育部、北京市和国际组织的多项科研任务。我担任学院院长整整20年，但主要是挂名院长，具体工作都是几位副院长做的。开始是冒海天同志主持工作，冒海天同志去世后，由马燮如同志主持工作，马燮如同志离休后，由陈忠文、邸明杰相继任副主任、副院长并主持工作。现在他们也已相继离退休，我则于2004年离任，担任名誉院长。学院能够走到今天，与他们这些领导的敬业精神分不开。特别是邸明杰同志担任总支书记兼副院长的时间最长，为学院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同时学院的全体教师和职工都能做到院训中写到的“团结勤奋，求是有为”，兢兢业业，团结一致，这是学院的希望所在。现在我们都已交班给年青学者，他们学历高，能力强，有朝气。我祝愿他们为学院开创新的局面。

       （八）创建特殊教育专业

■顾明远先生瞻仰杜威墓

       “文革”以前，我在教育系讲授教育学，曾经带领学生去参观盲聋哑学校，看到许多有生理障碍的儿童很聪明活泼，但缺少教育。当时北京市只有三所盲聋哑学校，招收学生很少，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我感到我国很需要发展这种为有生理障碍儿童服务的特殊教育。
　　
       障碍儿童是社会上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只有接受教育，学到生存的本领，他们才能融入社会，在社会上独立生活。因此，发展特殊教育，既是人权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发达国家都很重视障碍儿童的特殊教育，国际教育组织也十分重视。1959年11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儿童权利宣言》中就提出：“儿童应不受歧视地享有一切权利；制订法律要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儿童的家长和社会、公众事务当局有责任为处在困境中的儿童排除困难并给予特殊照顾。”国外大学教育学院中都设有特殊教育专业，培养特殊教育专业人才。有的还设有特殊教育的大学，为有生理障碍的学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美国华盛顿的加劳德特大学就是世界上为聋人设立的综合大学。1991年我访问过这所学校，学生还为我们表演了舞蹈，校长接待我们的时候，讲话时还习惯地不断用手语。我在苏联学习的列宁师范学院里也设有特殊教育专业，而且培养了一名全盲、全聋的教育学副博士。这名副博士名叫斯科罗霍多娃，5岁时因患脑炎双目失明，继而双耳失聪。后入敖德萨盲校学习，掌握了盲文和聋人手语。她凭借自己的毅力和特殊教育专业老师的帮助，读完了本科，又读研究生，1962年获得副博士学位。我曾经听过她做的报告，当时她还是列宁师范学院的研究生，在学院的大讲堂报告，听报告的人挤满了讲堂。她讲她如何学习，如何凭借触觉、嗅觉、振动觉及其他正常感官，感知、理解和想象世界。报告非常感动人，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们班上还有一位盲人同学，名叫瓦洛杰•伊万诺夫，他是在卫国战争中失去双目的，我们都视他为英雄。他用盲文记笔记，我们关系很好，有时他还帮助我学习。这是题外话了，但说明生理障碍并不可怕，只需要用教育来弥补他们的缺陷，发展他们潜在的能力，障碍儿童长大后同样会为社会做出贡献。
　　
       1979年我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就萌发了设置特殊专业的念头。为了筹备这个专业，我从北京市第三聋哑学校把朴永馨调到北师大来。他是我国派往苏联学习特殊教育专业的两名学生之一。“文革”前我去北京市第三聋哑学校参观时也见过朴永馨。因此要办特殊教育专业，我就想到他。另一名留苏的特殊教育专业人才银春铭，他在上海工作，我无法把他调过来。我又让教育系秘书秦忠洲抽一部分时间参加筹备工作。1982年从首都师大调来顾定倩老师。于是1986年特殊教育专业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正式成立，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本科学历的特殊教育专业。
　　
       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普及义务教育当然要涵盖障碍儿童教育，所以当时国家教委也很重视特殊教育，在基础教育司设有特殊教育处。当时我正担任北师大副校长，为了发展特殊教育事业，我和基础教育司商量，在北师大成立特殊教育研究中心。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工作，中心于1988年11月正式成立。英东教育楼建设中我们又专门为特殊教育研究中心建设了特殊教育实验室，这在当时中国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教育事业开始蓬勃地发展起来。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我国的特殊教育事业还不够发达，还不能满足障碍儿童受教育的需要，理论研究也待进一步加强。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于1988年6月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首次在中国举行的北京国际特殊教育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ecial　Education, Beijing,1988）。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名代表出席，其中中国代表100余名，大会收到论文134篇。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作为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出席了大会开幕式、闭幕式和在北京饭店的宴会，并在开幕式上致开幕词。会议分成教学计划、聋哑教育、儿童早期鉴定和干预计划、课程、师资培训、职业训练和就业准备、服务设施和形式、研究、为残疾人服务的技术等九个专题进行了分组讨论。我们北师大在这次会议上唱了主角，这次会议也是我校首次主办这样规模的国际会议。虽然这次会议的发起和承办是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和美国环球交流公司，但一切专业工作都是我校特殊教育中心承担的。
　　
       特殊教育本科专业是我校最早创建的，硕士点建立的也很早，但博士点的建立却落后了其他学校好多年。北师大作为教师教育的排队兵，要继续加强对障碍儿童的教育研究。我国是人口大国，这样的儿童大约也以千万计，因此特殊教育事业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九）我对终身教育的认识

■顾明远先生（右二）参加教科文组织第18届大会

       1971年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相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恢复我国的席位。1972年我国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教授代表中国出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七届大会。1974年我国正式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八届大会，我作为教育方面的顾问参加了这次大会。
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们在国内做了充分的准备，一个月以前就集中学习，阅读有关材料。当时我负责教育委员会的材料。教育界就我一个人，与我同行的只有英语翻译，我校英语系的青年老师李迺清同志。我是用俄语作为工具语言，但使用英语比较普遍，所以就备了一位英语翻译。在国内准备的时候，我看了有关教育的一百多条提案，提案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的非洲、拉美等国家提出的，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注普及初等教育、扫除文盲，并要求立项援助。第二类是发达国家，要求关注青年的失业问题，为成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立项。

       关于终身教育，我之前从来没有听到过。按照当时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既然终身教育是发达国家提出来的，发达国家全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终身教育肯定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于是在分委会讨论时，我就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扫除文盲和普及初等教育的提案，而对终身教育则只好置之不理。等到表决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扫盲、普及初等教育的立项，我就高高举手；对于终身教育的立项，我也不敢反对，因为不了解，只好弃权。当时阿尔巴尼亚还是我们的盟友，他们的代表坐在我的右前方，他常常转过头来看我，看我举手他就举手，看我不举手，他也就不举手。

       在会议期间，法国教育部部长在凡尔赛宫举行隆重的招待会，在互相交流中，有一位澳大利亚代表问我，中国是如何解决青年失业的问题。我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我说：“我们中国没有人失业，中学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中国农村有广阔的天地！”现在想起来很可笑，但当时自以为立场很坚定。实际上反映我自己的闭耳塞目，闹出了这样愚蠢的笑话。

       1976年“文革”以后，我们才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委员会1972年的教育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这本书由华东师大邵瑞珍先生翻译，但直到1979年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全面阐述了终身教育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深远意义。

       实际上终身教育的提出已是1965年的事。法国学者郎格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5年召开的成人教育大会上就提出了终身教育的主张，他在会议上以终身教育为题做了学术报告。他认为，数百年来，一个人的生活被分成两半，前半生用于受教育，后半生用于劳动，这是毫无科学根据的；教育应是一个人从生到死一生中继续着的过程，因此，要有一体化的教育组织。今后的教育应当是，随时能够在每一个人需要的时刻，以最好的方式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他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终身教育的原则。他说：终身教育是“一系列很具体的思想、实验和成就，换言之，是完全意义上的教育，它包括了教育的所有各个方面，各项内容，从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刻起一直到生命终结时为止的不间断的发展，包括了教育的各个发展阶段各个关头之间的有机联系”。

       这个思想一提出就受到世界各国的响应，许多国家都立法推进终身教育，如法国就于1972年立法。

       1980年，我在准备中国教育学会和北京市高教局为北京市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举办的教育讲座时，我查阅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发现马克思在一百几十年以前就讲到终身教育的思想。意思是说，怎么才能做到全面发展，那就要学习，工人要接受教育，要把生产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工人不仅体力得到发展，脑力也得到发展，才能够适应大工业机器生产的不断变革。虽然马克思没有使用终身教育这个词，但他这些思想中不是包涵终身教育的思想吗？因此终身教育不仅不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而是十分先进的，有远见的教育思想。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并很快流行不是偶然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教育发展的必然，因此我把它称之为20世纪最重要的教育思潮。

       可惜我们对它的认识可以说落后了30年。我国政府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提到终身教育概念的是1993年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随后，1995年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才正式提到要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并且两处提到终身教育。

       终身教育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提出的时候只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的生产变革，必然会造成一批工人的流动，为了适应流动的需要，或者为失业再就业的需要，要为这部分人群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因此，最早的终身教育的理念是与成人教育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随着学习化社会的到来，终身教育的理念已经不仅适用于成人教育，而是包涵了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一个人的终身学习意识和能力，使每一个人都能不断学习，不断发展。正如《学会生存》一书中所说的：“最初，终身教育只不过是应用于一种较旧的教育实践即成人教育（并不是指夜校）的一种新术语。后来，逐步地把这种教育思想应用于职业教育，随后又涉及到在整个教育活动范围内发展个性的各个方面，即智力的、情绪的、美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修养。最后，到现在，终身教育这个概念，从个人和社会的观点来看，已经包括整个教育过程了。”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人类社会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学习化社会，每一个人都必须不断学习才能适应社会的变革，才能使个性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

       终身教育的思想也是在发展的。开始只是一种理念，在实践中也常常把它与传统的成人教育联系在一起。后来逐步认识到它的深远意义，把它扩展到整个教育领域，直到后来演变为终身学习的概念。终身学习更体现了学习者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学习已经成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人的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的动力。

       （十）我和比较教育学（上）

       1979年1月，外国教育研究所独立成所，我担任第一任所长，并兼任教育系系主任。改革开放以后，学校开始和国外交往。1980年3月，教育部邀请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比较教育专家、美籍华人胡昌度教授来我校讲学三个月，同时组织了一个高等学校比较教育教师进修班，有10所高等学校十多名老师参加。我作为教育系系主任和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组织了这次活动，并亲自与本科生和进修班教师同堂听课。进修班结束时，我们十多名教师凑在一起商量我国比较教育学科重建的问题，大家认为，应该在教育系开设比较教育课程，以扩大学生的眼界，为此，当务之急是需要编一本教科书。这个主张得到当时教育部高教司的支持。于是我们就开始着手编写，做了分工，收集资料，编写提纲。1981年我们在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大）召开了编委会，讨论大纲。又经过一年半的努力，我国解放后第一本比较教育课本终于在1982年问世，至今仍是师范院校本科生使用的基本教材。

       1979年，北师大外国教育研究所在全国第一批招收硕士研究生。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收后，比较教育被列为教育学科中的二级学科。1983年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比较教育学科第一个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学科点，我被批准为第一个比较教育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经过准备我于1985年招收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这就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比较教育博士王英杰。1993年，研究所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研究生，至2002年已有韩国、日本、越南等国7位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此外从1997年至2004年共招收高级访问学者13人，博士后5人。由我指导的研究生已有45名获得博士学位，其中韩国的具滋亿是第一位获得我国文科类博士的外国留学生。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学科的发展，外国教育研究所于1995年更名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不久，华东师大、东北师大的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更名。经过全体成员多年的努力，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的成绩被社会所承认。1988年我所比较教育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重点学科，并列为全国重点资助的12个研究所之一，2000年被评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再一次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
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成立以来，特别重视与国外的交往。自从胡昌度教授来所讲学以后，我们就与美国教育学者经常联系，不断派遣研究人员到美国去留学。最早的一位就是王英杰，1982年就被派往斯坦福大学留学二年。以后又有研究人员被派往日本、德国等国。在派出的同时我们又把外国学者请进来。请进来的著名学者有埃德蒙•金、库姆斯、横山宏、达维多夫、铃木慎一等。

       到了90年代初，我又感到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总是停留在制度层面上，即使介绍外国的教育思想也只是就事论事，缺乏分析。特别是联系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觉得中国在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遇到不少障碍，可不可以从国外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吸收一些经验？同时在研究各国教育时发现许多奇怪的现象：我们常常讲，教育受一定的政治经济所制约，但是，同样是发达国家，美国的教育制度与欧洲大陆的教育制度很不相同；而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如中国和日本，教育中却存在着许多相同的问题。因此我萌发了研究教育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想法。“八五”、“九五”教育科研规划都以“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作为重点课题。虽然课题已经告一段落，但我认为这个问题远没有研究透彻，我们今后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关于比较教育学科的定义和身份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存在着身份危机。但我认为，比较教育是一门学科也好，是一个研究领域也好，对各国教育总是需要研究。教育领域中有许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是别的教育学分支学科难以胜任的，如国别教育的系统深入的研究，各国教育政策、制度、模式的比较研究，国际教育问题的研究等等。研究方式上，我赞同多元的方法，但更重视文化研究。因为只有深入到文化层面才能对教育现实及其由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比较教育研究会在全体会员的努力下，坚持开展各项研究活动，队伍也越来越壮大。1998年还在中国成功召开了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第二次年会。与会的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前任和现任主席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都对这次会议做了积极的评价。这次会议多少弥补了世界比较教育大会未能在中国召开的遗憾。继在2002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后，2005年8月22日至24日，第二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又由我们来承办。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主席马克•贝磊（Mark Bray）教授和秘书长福克斯（Christine Fox）教授、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前会长铃木慎一（Shinichi Suzuki）教授和现任会长望田研吾（Kengo Mochioda）教授、美国比较教育学会前会长阿诺夫（Robert Arnove）教授、韩国比较教育学会会长李铉清（Lee Hyun Chong）教授、香港比较教育学会会长王淑英（Suk-ying Wong）教授以及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会长钟启泉教授、副会长王英杰教授和孙启林教授、秘书长赵中建教授等出席了论坛，来自德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等15个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20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十一）我和比较教育学（下）

       1980年夏天，我应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会长平冢益德教授的邀请，与中央教科所金世柏和我所苏真一起去日本琦玉县参加了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第四次大会，并提出了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加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申请。1984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五次大会是由华东师大的马骥雄教授和河北大学刘文修教授参加的。1987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第六次大会，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派出了金世柏、周南照、吴福生、孟宪德和我参加了大会。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正式批准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为该会的团体会员，并选举我为该会的副主席。我们在这次会上正式提出举办下一届大会的申请。但执委会考虑到时间太仓促，决定第七届大会由加拿大举办，为了照顾中国的迫切要求，会期由三年缩短到二年，第七届提前到1989年举行，第八届大会1991年再由中国举办。

       第七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如期于1989年7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周南照、詹瑞玲、吴福生、曹清阳、毕淑芝、王英杰和我多人，还有在北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等。当时适值国内发生过天安门风波，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于是在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执委会上对下一届大会能不能在中国举办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们坚持天安门风波是中国的内政，而且当时已经恢复正常秩序；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是一个学术团体，不应因政治问题而干扰学术活动，中国完全有资格有能力办好大会。执委会中有少数与我们友好的专家如埃德蒙•金、梅斯曼以及前苏联的马林科娃等支持我们的意见，但大多数委员有的由于自身的偏见，有的由于要与本国政府保持一致而反对在中国召开。会上争论得十分激烈，最后执委会还是决定第八届大会由捷克举办。决议草案如何拟定，又展开了一场辩论，我们坚决反对提天安门风波。最后达成协议，不提该事，只提出“执委会鉴于广大学者对捷克斯洛伐克教育民主化进程感兴趣，下届大会在布拉克召开”，并议定第九届大会在中国举办。

       1990年7月，我和周南照去马德里参加欧洲比较教育学会年会和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执委会。在会上又一次对第九届大会能否在中国召开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大多数执委都同意在中国北京召开。但是，本来应该谁家举办，谁家就担任联合会的主席。但一些执委仍然坚持让德国比较教育学家米特尔继续担任主席（上届也是他担任的主席）。在金和梅斯曼等友好学者的支持下，由我担任合作主席，负责筹备1993年在北京举办第九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在这次执委会上吸收了中国台湾比较教育学会入会。

       1991年7月在布拉格召开第八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参加的有周南照、吴福生、詹瑞玲和我四人。会议期间又商讨下届大会筹备的问题。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国教育部港澳台办提出中国台湾比较教育学会参加联合会的名称有问题，认为称为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台北）不妥，要求他们更改名称。台湾方面坚持不同意更改，联合会执委会则推托认为这个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他们无权要求成员单位更改名称。几经交涉无果之后，我们只好采取既不退出又不参加的策略。第九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也因此在北京流产，后来于1994年改在悉尼召开。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会虽然由此不再参加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一切活动，但联系一直没有中断，我仍然保持着执委会委员的名义，收到他们不断寄来的文件。同时，我们学者间的个人交往不仅没有中断，而且有所加强。前任联合会主席米特尔多次访华，后来继任的主席威尔逊、安娜•胡特逊等也都来华参加过我们在1998年举办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第二次年会。胡特逊还参加了2002年我校为百年校庆举办的世界比较教育论坛。联合会秘书长，香港大学的马克•贝磊（他已是联合会现任主席）更是中国比较教育学会的好朋友，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内地之间。其他世界著名比较教育学者也都与我国比较教育学者有频繁的交往。

       1996年，亚洲比较教育学会在日本成立，中国比较教育学会是发起单位之一，我始终参加了该会的筹备工作和第一次年会。会议决定第二次亚洲比较教育年会于1998年在北京召开，由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主办。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承办了这次大会。参加会议的各国比较教育专家200余人，包括来自日本、韩国、印度、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伊朗和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籍专家70余人。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比较教育学者20余人也参加了会议。实际上这是一次世界比较教育的会议。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次大会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未能在我国举办第八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的遗憾。

       我作为一名比较教育学界的老兵，回顾几十年来的历程，感慨万千。比较教育在我国可以说是从无到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已经发展壮大。现在全国已有博士授权点7个，硕士授权点十几个，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出版了无数专著。但是瞻望未来，比较教育的发展仍需我们努力。创业维艰，发展创新更难，年青一代比较教育学者任重道远。

       （十二）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

       “文革”以后，在1978年4月召开的第一次全教会上，邓小平同志重新解释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涵义。他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要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为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之后，邓小平同志又强调指出，要做到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上不断有新的发展，“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参加什么样的劳动，怎样下厂下乡，花多少时间，怎样同教学密切结合，都要有恰当的安排。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那又怎么可能调动学生学习和劳动的积极性，怎么可能满足新的历史时期向教育工作提出的巨大要求？”

       1979年3月23日到4月13日，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我们外国教育研究所为这次会议准备了一篇文章，名为《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与教育》。我在文章中写道：“今天我们看一看工业化国家经济和教育发展的情况，给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打开了眼界。教育范畴有一部分是属于上层建筑，但它不完全是上层建筑，它与生产在许多方面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现代科技发展的时代里，劳动力的再生产要依靠教育，把科学技术的成果转移到生产过程中去要依靠教育。教育已经作为潜在生产力在起作用。”

       1980年夏天成立不久的中国教育学会和北京市教育局为了普及教育科学理论，举办了一次为高等学校领导干部准备的高等教育讲座。这个任务落到了我们北师大教育系的身上。举办这个讲座，我们觉得非常高兴，但又觉得承担讲座的任务难以胜任。因为我们过去长期只研究中小学教育，不研究高等教育。制定讲座计划的教育学教研室主任陈孝彬同志给我出了“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这个题目。我亲自动手，查阅了许多资料，找到了现代生产的基本特征。提纲写完，我觉得没有把握，我把提纲首先请当时的教育系副主任尹德新同志为我审阅，他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首先对我的提法提出异议。他说：“你的题目是现代生产，而你引用的马克思的话，他说的是近代生产，近代和现代在历史学上是不同的时期。”原来，我的提纲中开始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的话来自旧的译本，1953年以前的译本把“现代”译为“近代”。在我引用马克思的话中，马克思是说：“近代大工业和机器生产……”他的意见一下子把我给难住了。我只好去查阅了《资本论》的英文版和德文版。在这些外文版本中关于“近代大工业生产”都用的是“modern”这个词，后来我找到了《资本论》的中文新译本（1975年版），都已经改成了“现代大工业生产”了。这个难题终于解决了，但我还是不放心，又拿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请我童年的老同学沈思聪同志审阅，得到他的认可，我才敢于走上讲台。这次讲座连续了好几讲，除了我讲之外，黄济教授讲了“教育的本质”、迟恩连讲了“苏联教育”，国务院经委主任袁宝华讲了“德国的职业教育”。这次讲座延续了半年的时间。

       我在这次演讲中讲了两个观点：一是“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二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对第一个观点没有人反对，对第二个观点，别人则为我捏了一把汗。我的讲稿分别由《红旗》、《外国教育动态》、《百科知识》摘要选登。《百科知识》刊登时，编辑就有些顾虑，问我能否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删去，编辑吓唬我说：“怕你受到批判！”我说：“我不怕，‘文革’都过来了，还怕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有争议？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特征。1958年曾经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教育与资本主义教育的分水岭”！现在把它看作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不就抹杀了教育的阶级性吗？论文发表以后倒是没有受到批判，毕竟大家已经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不能随便挥舞棍子，但这个结论的确一直不被某些人承认。

       1991年，我在一次座谈会上又提“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当场就有人批评我的观点。不久，1992年第1期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略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批评了我的观点。该文章尖锐地指出：“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正是利用两种制度都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表面现象，得出21世纪将是‘教育的世纪’、‘学习化的社会’的结论。”同时文章还认为“这不仅阉割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质，而且成为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烟幕，对此我们必须用阶级与阶级分析的态度相对待”。

       也是这一年夏天，我在一次报告中讲到关于教育发展史的分期可以依据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分为五种教育，即原始社会教育、奴隶制教育、封建主义教育、资本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来分为：原始形态教育、古代学校教育、现代教育。我还加了一句“当然，现代教育有社会主义教育和资本主义教育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形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教育文摘》小报，摘录了我这段讲话，没想到受到了某位领导的严厉批评，他在我文章上批道：“用生产力来划分教育的发展历史，如何体现教育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禅，要与实际相联系。”由于这位领导没有看到我后一段话：“现代教育有社会主义教育和资本主义教育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形态”。所以他批评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口头禅，而不联系实际。这个批评是在中央教科所的领导中传阅的，但传到我的耳中。我又不好去与领导辩解，无奈我只好请摘编我的文章的小报编辑部出来澄清，才算没有对我公开批判。

       其实马克思在讲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时是从大工业生产的特性提出来的，并没有规定这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专利品。现实的时代也告诉我们，现代生产必须有现代教育的人力资源的支持，现代教育也只有适应现代生产发展的需要才能得到普及和发展。所以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1年11月10日至19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38届国际教育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上专门讨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Work）的问题，会议最终通过了决议，提出了八条重要原则，并倡议各国从教师培训、评价等各个方面强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这次大会我们外国教育研究所的符娟明教授参加了会议。

       《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报告的出炉受到了各界的重视，不仅像《红旗》和《百科知识》这样一些重要杂志刊登了主要内容，而且各地请我去开讲座。我仅在80年代那几年就这个题目讲了约40场，听众上万人。

       （十三）学生是教育的主体

■1982年讨论中师教育学（前排左二为顾明远先生）

       1980年，教育部师范司要为新恢复的中师编写教育学、心理学教材。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北师大教育系和心理系头上，心理学请心理学系系主任彭飞同志挂帅，教育学本来应该由教育学教研室的同志担任。当时我找了靳希斌、赵敏成二位老师成立了一个编写小组。虽然只是中师用的教育学，我们也认为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将影响几百万名小学教师，而且是“文革”以后第一本，一定要把它编好。为了编好这本书，我们从调查研究着手，走访了北京的中师教育学的老师，又到全国调查，先到成都、重庆，经三峡到武汉、长沙，又到杭州、上海，走访了十多所中师，召开了这几个城市老师的座谈会，收集了中师教育学老师和小学老师的意见。当时我们又参考了国内外教育学的教材，终于在1981年完成，并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一直用到1990年代初，印刷十多次，印数上百万册。这本书虽然没有摆脱凯洛夫教育学的影响，没有打破原来的体系，但是和旧版的教育学比较，还是有几个重要的创新。
　　
       第一，关于教育发展的分期，我们既根据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来划分，又重视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对教育的影响。在论述教育发展的历史时，强调了生产力的发展及我国四大文明对教育发展的影响，例如纸的生产，活版印刷的发明对教育发展的影响，这在过去的教材中是没有提到的。
　　
       第二，注意到教育与文化的关系。过去一般只讲到教育受政治经济制度的制约，又反过来作用于政治经济，不提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我们这本教育学中专门有一节讲到教育与文化的关系，虽然当时的认识还很肤浅，但毕竟提出来了。
　　
       第三，把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也即教育的外部规律放到教材的最后一章，而把教师和学生放在全书的第二章、第三章，也即把教育的主体放到前面来讲。但是有些中师的教育学教师限于老习惯，认为还是先讲外部规律再讲内在规律，比较顺当。因此第二版时又把这一章放到了前面第二章。但教师学生这两章顺序不变，没有恢复到原来教育学的结构，同时在最后增加了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一章，让师范生开阔眼界，了解国际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这也是旧版教材所没有的。
　　
       第四，也是该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书中提出，学生既是教育的对象，又是教育的主体。在学生一章中用了一节来论述这个问题，本来想用一章来论述，但在逻辑上不好安排，只好在学生一章中设一节。但在我的思想上是想把它作为全书的主线，贯彻到每一章中，当然由于当时对学生的主体性认识还不够充分，因此这个精神在全书中贯彻得并不是很多。
　　
       学生既是教育的对象，又是教育的主体，这个命题一提出来，就被当时《江苏教育》杂志的总编辑看中了，要求先在他主编的杂志上发表，于是《江苏教育》在第1981年第10期上发表了《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一文。谁知道，这个命题引起了教育界的一场争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多。反对者的论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种意见认为教育过程教师应该是主体，学生只能是教育的对象、教师教育的客体。
　　
       另一种意见认为教师要起主导作用。从教育过程看，教师是教育主体，学生只能是学习的主体。第三种意见从哲学等方面来论述，认为在同一个事物中只能有一个主要矛盾，在一个矛盾中只能有一个主要方面。教育过程的师生关系中，教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教学过程中不能有两个主体。
　　
       为此，1991年《华东师范大学报》教育版的主编瞿葆奎教授约我写稿，我就以此做文章，写了《再论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的辩证关系》一文。文章避开了认定在教育过程中谁是主体的问题，只从教学层面来理解师生两者互为主体、互为客体的关系。我赞成在教育过程中提“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但是“主体作用并非主体，主导作用更非主体，它只是表明教师和学生两者在教育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在教育过程中，学生是教育的对象，教师起着主导作用……认识教师的主导作用，就在于教师起到引导和指导的作用”。“我们强调在教育过程中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指的是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有主人翁感，使他主动地接受教师的指导”。现在，教师主导作用、学生主体作用似乎已经被广大教师所接受，而且主体性教育的实验也开展得很热闹。今天大家都提学校要“以学生为本”，这与当时我说的学生是主体是一个意思。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讲，还有探讨的空间。

       （十四）影响我一生的人（上）

■顾明远夫妇赴荷兰探望女儿女婿

       讲完教海琐事，不能不想起影响我一生的几个人，没有他（她）们的教诲、引领、支持，就没有我的今天。当然，影响我命运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今天的我。是党把我培养成一名大学生，是党送我到苏联去留学，是党教育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这不是套话，对我来讲是实实在在的。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受到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就想找党的组织，但到哪里去找呢？江阴是一个小县城，没有什么学生运动，不知道谁代表党组织。有一次我和同班同学许纪祖约定，谁先找到组织，谁就介绍别人加入。后来他考上无锡教育行政学院，在那里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到上海一解放，我回到江阴，他就如约介绍我加入了青年团，从此一生没有离开过党的领导。除了党以外，在我一生中还有几个人对我的影响至深至远。
　　
　　首先是我的母亲周淑贞。她是江阴大族周家的闺女，上过几年小学，能够粗读书报。但是因为要侍奉公婆，不能跟随我的父亲外出，父亲在生我不久以后就另外结婚，离我们而去。抗战期间是我母亲侍奉公婆至天年，祖父还瘫痪在床约三年时间，就是这位被儿子离弃的媳妇端屎端尿，服侍送终，极尽孝道。我家没有房地产，老家只有薄田三亩，由我的堂兄代耕，生活全靠祖父战前少量积蓄和亲友的接济。但是她一直供养我读书，希望我长大成才。她总是对我说：“你要争口气，将来一定要超过你父亲。”其实我父亲也就是一名中学教师，但是在她眼里似乎已了不起。我们住在江阴城里，租人家的房子。周围都是比我们富裕的家庭，所谓大户人家。跻身于这种环境中，要做到不卑不亢，实在很不容易。我母亲处理很得体，受到邻居的好评和尊敬。她从小教育我这种不卑不亢的精神，对富贵的人不低声下气，对贫穷的人富于同情。教育我一粟一米来之不易，饭粒掉在地上都要把它捡起来，教育我千万不要把玻璃碎片掉在路上，以免赤足的农民割破脚皮。她时时刻刻教导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她的为人还有一条对我的影响极深，就是她讲宽容，要为别人着想，不要麻烦别人。她真是做到了这一点。她不仅和自已的公婆关系很好，和自己的媳妇关系也很好，和邻里关系都很好。她81岁突发心脏病去世，我说她到临终都没有给我们添一点麻烦。她从来没有打过我，只是在我不听话的时候伤心得流泪。我见到她流泪，心里比打我还难受，因而总是立即改正自己的错误，努力读书。后来我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当时对我们江南人来讲，北京是一个遥远的冰天雪地的世界，小时候听说冬天鼻子都要冻掉的。让一个相依为命的独生子到这样遥远的地方，她内心是很不愿意的，但为了我的发展，她毅然地鼓励我北上读书。以后又到了更远的地方莫斯科。因为经济困难，去苏联之前我都没有回过家，因此一连七年没有与母亲见过面。可以想象，这七年中她是在日夜思念我的情况下度过的。我上学七年期间，她是完全靠借钱过来的。1956年我学成回国，就想把她接到北京来，但是她坚决不肯，非要把欠的债务还清以后才出来，这样直到1959年我们才团聚。来到北京以后，她并没有享闲福，又为孙子辈辛苦。我的母亲既生了我，又教育我，她是最伟大的母亲，我永远怀念她。
　　
　　第二位是我的远表舅章臣标。说是表舅，实际上相隔不知道多远，主要还是邻居。他战前在桂林英国海关工作，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桂林被日军占领，只得失业回家，和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他英语很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特别好。由于天天与英国人打交道，说得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他终日捧着一本英文书，一本牛津字典已经被翻烂了。他常常讥笑中国英美留学生，吃的是洋饭，但发音不准，语法不通。暑假时他给我们办过英语班，教我们读《天方夜谭》的英文本，可惜我没有学好，后来英语也就忘光了。他很喜欢和我们青年人聊天，特别是讲他在海关上受英国人欺侮的事。当时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与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把中国的海关都让给外国人了。中国人在海关上只有做艰苦的外勤工作，而且受到外国人的支配。看到中国人处处被压迫，看到海关上中国苦力的苦难，他常常义愤填膺，他希望中国快快富强，不能做亡国奴，他的思想深深影响着我们。因为我的父亲离开了我们，平时得不到父亲教育，但他像父亲那样教育我。由于他爱和青年人一起谈天说地，所以也影响我后来愿意从事教育工作。他说他非常想当教师，把他的英语知识教给青年，解放以后他念念不忘想当教师，但因为年事已高，没有哪一个学校愿意聘请他。他只得在一个职工学校教了几年书，勉强圆了教书的梦，但始终未能成为正式的教师，晚年谈起来还觉得抱憾终身。

　　（十五）影响我一生的人（下）

　　第三位是我的岳父周建人。我和周蕖结婚以后就一直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整整生活了28年。周老的为人影响了我的人生。他是名人，又是领导干部，但他一直保持书生的本色，非常平易近人。他记性特别好，不论谁来看他，或者他出去视察时遇到干部群众，他都能记住他们的名字，下次遇到，一定能叫出来。他平时非常喜欢和我聊天。我开始很拘束，但一两次以后感到他特别能够倾听别人的话，因此也就很自然。聊天的内容不是天下大事就是科学文化教育一类的事。我把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告诉他，他鼓励我写出来。在他的鼓励下我在50年代写了一些文章，翻译了不少苏联的著作和论文。
　　
　　他特别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1958年他到浙江省任省长，每年中央开会总要回来几次，经常对我讲到浙江农民的疾苦。特别是困难时期，农民饿肚子，他心里很难受，但地方上有些干部还搞浮夸，虚报粮食产量，国家按报告征收粮食，对农民雪上加霜。他个人总是过着清贫的生活，从来不搞特殊。困难时期以后，他就拒绝到疗养地休养。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里，我只听说有一年夏天因杭州太热，他到莫干山住过几天外，再没有听说他到哪里休养过。他作为省长以及后来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本来有资格乘坐火车专列，但他一直只乘普通软卧车厢。他总是把群众放在第一位。最突出的例子是，1976年我们家搬到护国寺，邻居反映冬天烧锅炉的鼓风机声音太大，影响他们休息。他听到反映后立刻让工人把鼓风机挪到里面来，这样对邻居的影响小了，但离他自己的卧室却近了。邻居为之感动。
　　
　　他经常和我讲，他不愿意做官，他喜欢做学问，很想去一个学校当校长，最好是当图书馆馆长。他一直收集各种植物图片，有时还自己用透明纸把植物的叶或花描下来。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不太满意，常常把误译的地方挑出来。特别是《共产党宣言》，他购买了德文版、英文版，反复对照，在书上注满了自己的意见。70岁以后，他眼底出血，视力衰退，近乎失明，但他仍然用放大镜看书，写文章。晚年他特别关注思想革命，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思想观念的转变，使思想觉悟起来，因此他写了许多思想小品。他崇尚科学，反对一切迷信，最后要求把自己的遗体交给医学院解剖、骨灰撒到大海中，表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他特别关心中小学教师，提倡尊师重教。1981、1983年连续两次发生污辱毒打教师事件，他看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他和叶圣陶联名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信，要求惩办凶犯。他又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信，要求全社会尊重教师。
　　
　　以上我只是例举一小部分我看到的事实。他高尚的品格、平易近人的作风、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都深深教育着我，感化着我。我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寒，但又生活在周围都是望族的环境中，因此滋长了虚荣性和庸俗性。但与周老一起生活以后，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渐渐克服着我思想上的缺点和弱点，让我注意到人格的修养。
　　
　　第四位对我影响和帮助至深的是我的妻子周蕖。我们是在苏联读书时认识的，同在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读书，回国以后又同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工作。她默默工作，不爱交际，但与同事相处都很好。“文革”一开始，我就受到很大冲击，当时摸不着头脑，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心情很不平静。是她鼓励我要坚强，要挺住。她说，听说延安整风比现在还厉害，许多同志都挺过来了。听了她的话我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她为我做了一切牺牲。特别是在晚年，她担负了一切家务，使我能够一心一意做学问和从事各种教育活动。不仅如此，她还在业务上帮助我。最突出的是在我编纂《教育大辞典》和《世界教育大事典》时，成了我的“助理编辑”，帮我审稿改稿，做初审工作，节省了我许多精力和时间。因此可以说，我的成果中有一半是她的。
　　
　　她讲究实际，不求虚荣，是勤俭持家的典范。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我们结婚已有50年，除了1975年她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成员，第一次出访加拿大、英国、法国，出国前我陪她到出国人员服务部订做了一身西服，买了几件衬衫外，至今没有见到她为自己买过一件衣服。当时买的衣服至今还在穿着，她也从来没有戴过一次首饰。我有时劝她买两件好一点的衣服，她却说，衣服是为自己穿的，又不是为别人穿的，管人家怎么说，自己穿着舒服就可以了。
　　
　　我们家里的家务劳动都是她一人承担，做饭洗衣，打扫卫生，都是她动手，别人想帮她，她都不愿意。她实际上是想减轻我的负担。她的节俭已经近乎吝啬，但是说她吝啬，但她有时又极其慷慨。我从1996年开始和她商量准备资助学校的贫困生，她十分赞成。开始每年拿出1万元资助10个贫困生。她要求我不声张，不要告诉学生，不求回报。我都按她的要求告诉了学校，但学校却把这件事“泄漏”出去了，为此她很不高兴。2002年她又对我提出，资助的钱太少了，每个人1000元管什么用，连吃饭都不够。于是从2003年开始每年增加1万元，每个贫困生可以获得2000元，当然这还是太少，但我们也只有这样一点力量了。
　　
　　她虽然是书香门第出身，父亲又是高级干部，但她从不张扬，不求虚荣，不愿意出头露面。包括她的克勤克俭的精神，不断地感化着我。我上面提到，由于我小时候家庭贫困，但又生活在周围一群大户人家的环境中，心里曾滋生着一种虚荣心。自从和周蕖及其父亲在一起，我的虚荣心才逐渐克服，才逐渐做到淡泊明志。这种人格上对我的影响是至深至远的，是难以言状的。
　　
　　就是在这几位至亲对我的影响下，我今天总结了四句人生格言：
　　
　　像松树一样做人，坚挺不拔；像小草一样学习，随处生根；像大海一样待人，容纳百川；像细雨一样做事，润物无声。

　　（十六）从教六十周年感言

　　衷心感谢各位领导、来宾、朋友们来参加今天的活动。惊动了这么多领导，特别是教育部的领导和高龄的我的前辈潘懋元教授、黄济教授等，我心里感到很不安。刚才大家说了许多赞美之词，其实名不符实，很不敢当。我一直不同意搞这次活动，因为我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同时真正做教师也没有六十年，中间有几年在师大和苏联学习，“文革”中又耽误了好几年，真正从教不到五十年。我在1948年中学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公立大学，是一名落榜生，为了生计，就去当小学教师，从而爱上了教师这个职业，第二年就报考了师范大学。能够从事教育工作这么多年，首先要感谢党的培养。我这样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上大学，后来又被派到苏联去留学，是党培养的结果，党教育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其次是要感谢北师大对我的培养，并为我创造了发展的条件。我在北师大上学时间虽然不长，只有两年，但受到许多大师的教育。当时侯外庐先生为我们讲社会发展史、胡明先生讲政治经济学、邱椿先生讲教育史、董渭川先生讲教育方针、林励儒先生讲中等教育，等等。他们的道德文章，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北师大培养了我，又扶植了我。我常常说，许多同志比我的学问大，能力强，但是他们在外地，不在北师大，没有我这样优越的条件。1979年中国教育学会成立，我是理事会中最年轻的常务理事，不是因为我有学问，因为我是北师大教育系的系主任；1987年中国教育学会选我为副会长，不是因为我学术上有什么成就，因为我是北师大的副校长；今天我是中国教育学会的会长，也因为我是北师大的代表。我这一生就是北师大培育出来的，是沾了北师大的光。因此，今天这个庆祝会，我把它看作是对师大里与我同龄的一代老师的庆祝。因此我要感谢党的培养，感谢北师大母校的栽培。
　　
　　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们，是他们把我推到第一线，是他们的帮助和扶持，才使我有所进步。说实话，许多老师学问比我好，能力比我强，但他们把我推到第一线，并给了我许多荣誉，我要感谢他们。
　　
　　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们，是他们催奋我不断学习，不敢懈怠，是他们给了我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快乐。我的成就感就在他们的进步和成就上，我为他们的进步和成就感到自豪。
　　
　　参加今天的会议感到很惭愧，作为一名教育理论工作者没有在教育理论上有什么创新和建树。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从教60年，要说做了一些工作的话，也就是在这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做了一点工作。正是在邓小平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才从“臭老九”的地位中解放出来。正是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下，我们才得以敞开心扉，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记得80年代初我一连发表了几篇文章，有同志问我：
　　
　　“你怎么有这么多文章？”我说，过去想说的话不敢说，无处说，现在都想把它说出来。所以说，改革开放为我国学术繁荣创造了条件，也为我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教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我国教育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我们的教育理论还远远落后于实践。最近因为参加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调研工作，走了一些地方，看了不少资料，一方面感到这些年来教育发展的大好形势，另一方面又感到我们从全国范围来讲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艰苦的努力。教育实践中还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探索。我虽然年事已高，但愿意跟随年青的学者们，继续学习，努力工作，为我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微薄的力量。（本小章为顾明远先生在从教六十周年庆典暨教育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谨以此为“顾明远教育口述史”作结。）